婚姻与另类婚姻

即使是最私密的性行为，也不是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有它的社会背景。这个背景下最重要的内容是”制度化”。我们通常认为制度是为社会服务的组织，如学校。社会学家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社会过程和活动，包括它们所表达或体现的集中在一些主要社会目标上的标准或价值。”家庭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婚姻是和性关系直接相关的。多数异性性活动发生在婚姻内；即使是不在婚姻关系里发生的性行为，它们的定义也是与婚姻相关的，例如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因此，要了解性行为的制度性内容，我们需要从婚姻开始。

家庭模式的改变

除了人口的变化，每个人都认为美国的婚姻和家庭也在改变，这令一些人高兴，也令一些人沮丧。这些改变有些是错觉。例如，撇开其怀旧的影像不说，过去的大家庭（即好几代成员都住在一起）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普遍。核心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现象。

代际转变的意义在于现在对婚姻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在过去，父母权威地指定他们的孩子将与谁结婚，现在他们更多地是使用劝导或间接的策略。因为年轻人获得了社会和地理上的更大的变动性，家庭缔缘的机会也就更少了。

妇女运动和性别角色的转变给婚姻带来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权利已经增加；丈夫和妻子间更大的平等性是当今中产阶级婚姻的特征。这些改变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也使很多人感到不安。

另一个兼具进步性和破坏性的转变是对个人幸福的强调的增加。过去的婚姻价值观赞美以忍耐和自我牺牲来维持家庭完整。不幸福的家庭也不应破裂，要在最坏的情形下做到最好。现在我们则期望人们把个人的幸福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此外，对终身幸福的期望已经将爱的战场从年轻时扩大到整个剩余的成年期。预期寿命增加了几十年，人们如果仍然维持结婚状态将会生活在一起更久。一个50岁的女人现在能期待再活个30年；一个男人可能要少活几年。

这个结果使人们对待承诺时更谨慎和挑剔。许诺已经变得不再天长地久；它不再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而是”只要我们快乐”，也可以转变为”只要我快乐”。婚姻和其他亲密关系相结合而变得代价更高。尤其是职业女性，现在可能认为拥有一个丈夫比拥有一份资产负担还要大；在男性方面，则认为现在有一个妻子并没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

所有的这些改变致使一些人得出结论，即婚姻正在”死亡”或至少是一个有严重弊病的制度。海蒂1987年的调查样本中女性觉醒的呼声在其他研究中得到回应。1986年，由《健康之友》杂志主办的对60，000名女性进行的调查中，38%的女性说如果重新来过，她们不会选择同一个配偶；39%的人感觉自己像丈夫的管家，27%的人感觉像他的母亲，仅有28%的人喜欢她的爱人。同一年由《新女性》杂志主办的对34，000名女性进行的调查发现，41%的独立女性并不渴望寻找一个关系或关系未定。因此25~34岁单身女性比例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女性不仅仅是延迟结婚，而是完全避免结婚。

其他资料与这个观点相矛盾。1986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45%的应答者”非常满意”他们的家庭生活，93%至少”大体满意”；两个数据都比1980年相似的测验结果要高些。此外，53%的人认为作为一个总体原则，他们所认识的人的家庭生活已经在最近15年里变得更好；33%的人认为它在恶化。在1987年哈里斯民意调查中，总共95%的女性认为如果重新来过，她们还会与当前的配偶结婚。

女性角色的改变是毫无疑问的。一系列婚姻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受调查的女性希望能够将婚姻、孩子和职业结合起来（10年前是52%）；只要家庭不要事业的女性比例下降到26%，而10年前是38%；多于50%的男性和女性认为照顾家庭和孩子是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15%的女性认为这些活实际上是分开的（41%完全由女性做家务，41%的女性在家务上得到帮助，只有2%在家务上男性做得多些）。青少年，作为一个团体大体上相信两性在家务上应该平等。

报告婚姻是否幸福的取决于你所问的人。杂志调查和问卷调查这类调查的回应率很低，作出回答的人有可能比随机的全国性样本中的人更不幸福。

此外，”幸福”不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也不是一个全有或绝无的问题。多数的婚姻在某段时期是幸福的，但在另一个时期就不幸福了。实际上，如图17.3所示，婚姻的满意度有一个相当可预测的模式。认为自己幸福的人的比率在结婚时上升，在孩子到来的时候下降，而在之后又经历了更多的转化。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两组男性调查数据，相隔19年的两组女性数据有着更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