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幽灵——西安大雪问政的结与破
（一）
2018年的元旦未到，气象等部门就预告新年后暴雪即将来临。当一众历史文化爱好者和小清新们满含期待“一下雪，西安就变回长安”又能刷朋友圈时，即将发生的现实已悄然举起了准备啪啪打脸的大手。随着3号晚的雪花飞落，4号一大早关于坐车难、等不到公交、地铁换乘站人流挤到爆的话题就开始迅速在朋友圈蔓延。而到了5号早高峰，随着地铁的因故障停发几十个“20分钟”，导致全国网友的朋友圈的被西安人民的痛骂文字配图占屏。
圈外的世界大雪纷飞、车流堵城，圈内的世界百家争鸣、民意汹汹，毕竟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被赋予了“子曰”的权利。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恰在此时，关于南京雪后秩序井然的公关软文就迅速以更高的浪潮傲然汹涌在所有人的朋友圈里。
于是，觉悟高的陕西老秦人民，不用发工资，就气势汹汹地自发做了宣传、旅游等多个部门每年花费巨额经费在做的关于古都西安的品牌推广工作，且条条是那么情真意切、生动活泼。比如，一条《西安：一场大雪爆出谁懒政》的文章刚出来阅读量轻轻松松上150万，文后1万人留言，人人争先恐后转发唯恐落后潮头。随即，被传某岳父是西安某区城管局局长的电视台知名大记者，发文《比政府更懒的是谁：长安一片雪，万户叫骂声》，直勾勾提出比政府更懒的人大有人在，就是“把胳膊抱在胸前，指指点点围观着抨击这骂骂那的确很爽”的人。西安市科技局的文章《捡烟头伤了谁的面?扫雪门又逗了谁的乐?》一文，在客气地提出欢迎大家对自己的监督批评后，还专门以“西北汉子更有西北汉子的倔强”的名义给网友补充了一句方言——苞胡然(不要生拉硬扯)，提出“当我们捡起烟头时，究竟伤了谁的面子;当我们没做好时，又是谁在急不可待的乐不可支?”后面的插图是一群疑似公务员的不明黑衣群体以密集分布的形式在大街上扫雪、铲雪的照片。
紧接着，一篇以另一句陕西方言“瓜皮”起头的文章随后在某本土账号发出来，点名回应了以上两篇以大记者和科技局名义发的文章。这篇文章估计也是写出来了好多人的心声，要不也不会被删文——因为据说在当代，删文的力度与速度，是最好的评价文章代表民意的广泛度、主题谈论问题的深刻度、所涉话题的尖锐性的打分表，越是没被删的文章，说明作者需要进步的空间越大。
传说在京城开会的市委书记3天内亲自连发六道“手谕”要求各大部门组织除冰扫雪。很快，书记的批示首先在朋友圈见效，各大官号开始发布通知扫雪，朋友圈关于懒政、积雪难行的文章被一扫而空。再接着，大街小巷的雪就逐渐被推到了路边，而且恰好是遇到周六休息好多人不上班，关于坐车难、出行难的文章终于渐渐减少，朋友圈外的雪也被扫空了。
中国的东西都是极有“中国特色”的，比如在中国呆久了，天气都变得觉悟高、有大局观了，随着法国帅哥总统马克龙访华首到西安，冬日天气懂事地收起专给国人的雾霾暴雪，拿出国事特供灿烂千阳与清澈空气——1月8日，古都霁雪初晴，大雪问政引起的尴尬红脸的热潮终于彻底过去。
（二）
关于这次矛盾的“结”，绝大多数人提出来的问题，几乎齐刷刷是所谓的“懒政”即该作为而不作为的问题。
另外，也有部分文章提出来，应当注意大雪问题后面的城市服务外包问题。如发出《西安：一场大雪爆出谁懒政》的账号“八处”发布的另外一篇文章里提到，编辑部收到一封市民来信，现引文如下：
八处，给你报个料好了。针对这个大雪，其实懒政之外，其实涉及了几个问题！一，腐败，二，剥削环卫工人。
我曾从事过城市服务外包工作，应该是20XX年开始！陕西的一些城市开始将城市服务外包给商业公司运营。运营模式为招标，但是这个招标过程。围标，内定严重！基本都是各区域城管局操作！
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公司有德润，名堂环卫！你会发现以前同等级别下雪没有任何问题！反而这次出问题！原因在于两方面。1.商业公司承包就要盈利，利润来源于成本控制，物品成本减少采购。2，增援减效！就是一条街本来5个人干，裁剪掉两个人这个利润就是公司利润！但是剩下的3个人就工作量加大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环卫工不出工！挣得少，手里没融雪剂，没有除雪设备！物资采购成本控制！
大雪第一天你会发现环卫工，穿红衣服的，还有人干，因为那些区域没有承包出去！但是绿衣服的例如莲湖区，新城区，环卫工少，或者有站着楞神。因为手里只有扫把，无法除雪！这次背后，存在的是政府监管商务公司的问题！其实背后是商业公司不作为，利益链条的问题！请八处调研下XX区，XX区，等外包环卫工。就知道问题了。
而经过账号后期的查访调研，碑林区的确已经在2018年1月1号后开始对辖区内的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正式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在这之前从17年4月 到12月，陆续实现了制定市场化方案建议稿、对竞标企业的调研沟通、最终确定方案、完成招标等动作，最终一批国内排名靠前的企业和本土知名企业纷纷中标入驻碑林。
文后，作者引用了一段2015年某媒体对于环卫外包的担忧:
工人本来都是公共服务部门的职工，但是现在要受承接环卫服务项目的公司的管理。由于市场竞标是“价低者得”的原则，竞标公司难免在服务项目竞价时恶性竞争，再加上公司要从中赢利，其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工资被一再压低，而工作强度却在增大，职业安全与健康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工人无法体面劳动，也得不到生活保障，长期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到环卫工人队伍的稳定性和市政清洁工作的质量。
既然目前市政治理的结在此，那破局何在?
（三）
作为类似问题的对比，我想起两个历史事件，不妨在这里做以介绍。
第一件，是发生在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按照预计的计划，中方需要安排尼克松2月24日早晨8点出发，从市区去参观八达岭长城，但是当时已经下了几天的大雪，从北京到长城的80多公里的路程有一半都是山高坡陡的上坡路，路面积雪的条件下很难保证行车安全，且当时行程计划已经不可能做调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城之行的头一天，周总理拍板下决心，准备连夜发动群众上路扫雪。晚上10点，距离次日8点的出发时间非常短。
“总理拍板进行扫雪之后，命令一层层通知，主力是在京驻军。一夜过后，第二天7点钟，马路全都清了，雪都堆在两边。北京市还连夜动员上百辆洒水车喷洒盐水，促雪融化。清扫八十余公里的积雪，保守估计也要动用六七十万市民，甚至有说百万人的。这一天，市民们骑着自行车汇成上班的滚滚人流，一切照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引自人民网文章《周恩来一夜动员百万民众干了什么震撼尼克松？》http://gz.people.com.cn/n/2015/0415/c370110-24508196.html）
这虽然是一个外交事件，跟内政事情还是很不一样，但是面临类似的困境，周总理当年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效果，可甩出今天好多条街。
第二件，是上世纪60年代，10万民众在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在河南林县太行山中修筑挖掘红旗渠的故事。
“林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据《林州县志》记载，从明正统元年到新中国成立的514年间，林县大旱绝收30多次，百姓卖儿卖女，饿殍遍地，甚至多次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一部林县志，百年旱荒史。……那个时候，全县许多村庄连一口吃水井都没有，经常是几个村庄共用一口水井；而有一半的劳力，则要常年往返在翻山越岭的路上，从几十里外的水源挑水。“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林县当初的农业产出极低，麦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的收成，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就成为林县过去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以杨贵为首的林县县委一班人不仅面临资金缺乏、险恶施工条件等困难，还面临着误解、指责，甚至丢官罢职的严验。但在建设过程中，杨贵和县委一班人“干”字当头，在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克时艰，真正同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10万人修渠10年，林县县委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从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挥霍浪费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一丝一毫的钱粮物资。一条红旗渠的贯通，要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总长48华里的134个隧洞；架设总长达13华里的渡桥150座；工程挖砌的土石方达到1640万立方米——用这些土石方建造一条高1米、宽4米的公路，可从林县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而修建这一工程，林县人没有机会使用任何现代化的工程机械装备。他们只有钢钎、铁锤、手推车、畜力车以及一双双坚硬的手。红旗渠，就这样在一锤一钎的挥舞、一寸一寸的凿通中向前推进。”（结合自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篇文章报道）
无论是接待尼克松期间一夜之间扫干净80公里路的积雪，还是10万人用10年时间纯手工DIY劈开太行山修筑红旗渠，这里面所透露出的办法，用四个字来概括，无非就是：组织起来——因为大家的利益都是统一的，因此充分去求得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解和行动参与，放手发动群众，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配合，用千百万人的力量投身于依靠少数人难以完成的复杂事业当中去，就会相对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
再反观这次大雪问政事件当中的基层政府，首先是恰好赶在下雪前进行了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把市区部分路段的清洁工作外包给了私人公司，原本属于政府公共社会治理的职能也顺势被外包出去给了一个个以利益优先的资本势力，但盛满私人公司在公共服务领域无能骂名的大黑锅，却被政府无辜承担，宝宝们心里一定都很苦。这样，原本是扫大街这样的非常珍贵的共产党员表现为人民服务、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也被整体地外包给在高寒危险环境下被监督着进行昼夜劳动的高龄民工——其中服务社会的道德光环已经荡然不存，取而代之的是实际上的被迫劳动背后的生存压力，人民群众已经从社会主人堕为实际上的打工者。
而由于不敢、无法、无力组织起遍及全市各地的普通市民群众投身改造自身生活境况的斗争中来，因此，绝大多数的群众就无法得到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实践参与，无法得到应有的锻炼，就马上变成了有些人口中的“冷漠国人”或对啥都无所谓的“佛系青年”，变成了某些人口中所谓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消极等待被服务，服务稍微不好就要开骂”的恶民、刁民与懒民。
而同时作为对应的，尽可能短时间内完成扫雪除冰的任务，则跟捡拾街头烟头的事件一样，彻底变成了机关单位少数人的“职责所在”，或动用巨额财政维持庞大的先进扫雪设备，或加班连夜调拨巨量的年老低薪清洁工和党政机关单位青年累死累活付出——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做得好难以收获点赞，只要稍微出问题，朋友圈里就叫骂之声就不绝于耳。于是，政府与市民对彼此的印象都互相再次刷了一次差评。
(四)
既然如此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机关单位不愿意、无法进行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呢?因为就像前文提到的典型如红旗渠这么大工程的修筑是为了彻底改善全县数十万百姓的生活条件、告别林县数百数千年吃水难的历史一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有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要为了公共的利益、必须大家的利益都是一体的、必须在上位者需要首先做出表率来带动普通群众——你不能“只对老百姓要学雷锋，而实际上让官员和老板们都学赖昌星”(某抗美援朝老战士原话)。比如，既要让群众出来扫雪，还要让党政机关各级领导也出来扫，且要扫的更好更卖力;既要让普通员工出来扫，还要让公司老板、富豪、工厂主出来扫，且要扫的更好更卖力;既要让普通知识分子出来扫，还要让教育、研究、学术机构的领导出来扫，且要扫的更好更卖力。
那这个在当今的时代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那面对官商一体、教授性侵、黑社会势力横行、各处删帖、资本嚣张的社会现状，面对贫富分化、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困难、民工讨薪困难的社会现状，谁又敢轻易让本来就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愤怒的人民群众给大规模组织起来呢?难道会忘记当年东北国企通钢改制事件中被抛弃下岗的几万工人用自己拳头活活打死资方总经理的教训?
而作为执政党里真诚的党员，在面对《共产党宣言》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誓言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章教育之后，面对必须要执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具体路线政策的时候，他的内心势必要面临一个纠结：到底自己是选择做先富起来的人，还是面对买房看病养老教育等压力依然无私忘我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凡是真诚思考、有所追求的党员，他或者是愚蠢的没有任何思考的，或者就一定是精神分裂和矛盾痛苦的。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本科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在4年的时间里持续在某县的一个农业乡镇政府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从事扶贫、团委、民政等方面的琐碎工作，拿着月薪3000多的工资，在持续半年的时间里周末没有休息地辛苦工作。每当面对新婚的妻子考虑到未来二人的生活安定、子女教育需要在城市买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农村出身的家庭提供不了太大支持，而自己的工资涨幅还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是今天一个最基层共产党员的真实写照。前些时候，当一方面王思聪在微博晒爱狗坐着自家飞机的高级座位与自己一起出行;而另一方面某千年古都的大领导等人坐民航经济舱外出参访，有人仅仅提出要求希望20多人的座位必须连在一起且要与其他乘客进行隔离，此消息一经爆料即引发一众网友热烈的口诛笔伐。王思聪的狗与该市领导之间的贵贱地位差别对比是如此明显，也怪不得会有网友得出“官员不如狗”的结论。
因此，根源的问题，还是在于当年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并在今天得以继续维护，造成除却农二代、工二代的其他二代，利用各种特权与便捷首先富裕了起来并筑起森严的社会等级壁垒，让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孩子整体性的又继续沦入工农群众的身份陷阱里。当这个前提无法破解的时候，占据人口多数的群众就再也不会被心甘情愿地调动和组织起来形成常态化、规模化的社会治理主体，他们将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实践参与，甚至也会被敏感关注、打击任何自发的自组织行为。
那因此，类似于2018年年初西安被大雪问政的类似事情还是会不断发生，且最终只能落到少数的机关单位尤其是基层部门、一线职员的身上了——这样，一个始终看起来始终冷漠、挑剔、愤怒且袖手旁观、指指点点的庞大群众，与一个看起来总是在不作为、乱作为和过劳死之间频繁切换形象且感慨总是费力不讨好的官员群体，将形成楚河汉界般的历史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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