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瑞女儿马晓燕忆父亲“我想延安” 马文瑞子女近况 背景简历

新闻百事网 “我想延安！”这是父亲马文瑞一生中最后写下的四个字。每当想到父亲临终前已经很难开口说话时，艰难而坚毅地写下的这深情而厚重的四个字，我们总会热泪盈眶！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

爸爸是一个陕北山沟里穷苦农民的儿子，从家乡黄土高坡的沟壑里一步一个脚印走了出来，走上了革命之路。

1993年8月，父亲在为《延安文艺的光辉十三年》资料图片集题写序言时写道：我作为一名老延安，有幸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拜读这本“图片”集，心情感到格外激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仿佛回到了50年前的延安岁月。我又听到了深情豪放的《延安颂》，雄壮激昂的《黄河大合唱》；又见到了诗人柯仲平在清凉山上激情饱满地朗诵他的新诗，看到了王大化和李波在延河河畔演出《兄妹开荒》……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说这句话时父亲病情加重，已很难迈动脚步，我们扶着他在北京医院的阳台上散步。当他听到来访者在谈论到党内外的一些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时，父亲站稳脚步，神情异常严肃而坚毅地叮嘱我们这句语。他始终认为，延安精神是荡涤腐朽思想的利器！父亲对延安精神有着完整系统的总结。

“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父亲对我们讲过，这也是在1942年11月，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为表彰父亲在组织边区运盐工作中的突出成绩，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的题词。这是父亲一生中深感自豪并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要让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这是在1991年8月中下旬，父亲对我们在分析思考海内外（主要是俄罗斯）政治风云变幻所提出问题时的回答与告诫。至今，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他在讲这句话时凝重与坚定的表情，这句话也几乎成为我们全家子女在遇到问题时的座右铭。

他曾在回忆中提到：我之所以在很小的时候（14岁）就走上革命道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比较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起先用功读书的思想动机是“好学向善，读书争气”。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视野扩大了，学习的范围拓宽了，思想上也有了要革命的念头……这一时期，我最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为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民权、民生”，劳动人民才能摆脱封建压迫，国家才能强大，帝国主义才不敢欺负我们……1926年初，大革命高潮到来，我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凡是能找到的进步书刊，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我由浅入深，一本一本地读，一句一句地理解。在我的眼前逐渐展示出较之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更为科学的社会变革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办，才能使中国真正摆脱封建枷锁和帝国主义的奴役。

“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要做好普通一工，做好普通一农”

这是父亲时常告诫我们的。我们从小都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因当时的社会和学校风气很好，父母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我们也自然都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艰苦朴素为荣。很多同学并不知我们的家境，直到“文革”开始，才知道我们的父亲原来是“劳动部头号走资派”。

家中我和阿莉是出生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陇东庆阳和革命圣地延安，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过着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两个阶级、两个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父亲要求母亲马上参加土改工作队。那时我7岁，阿莉5岁，小瑞的年龄只有不到3岁，刚20岁的小阿姨高佩莲带着我们三个。听高阿姨说，母亲走后，有人对她说：“高佩莲，你好大胆子，万一出了岔子，看你怎么向马部长（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交待？”一句话可把高阿姨吓住了。当时天天只有黑豆芊芊饭，小瑞又得了痢疾病，发烧拉痢疾不止。阿姨就用当地的土法：将红枣、馍馍烧成黑炭灰，吃下去，仍止不住拉肚子。她急了，托人给我们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高低要回来一人看管孩子，否则，万一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任。她想不到父亲真的认真地回了她一封信。信里说：高佩莲同志，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孩子们虽是革命后代，但革命工作第一，土地改革第一，陕北和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第一，孙铭同志一定要参加土改工作，不能回去带孩子。你尽力了，孩子若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

从陇东到延安，再到北京，不论是实行供给制还是工资制，家里孩子多，除了自家七个，还有烈士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家里生活仍然紧张，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总是不论男式女式，经常是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大改小，肥改瘦，旧了也舍不得丢，穿烂为止。那时，为了节约生活费买书报，周末全家孩子常常从学校步行十几里路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子女无一人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仰仗父母而享受特殊照顾。特别是一直在西安兵工厂工作的大女儿新如，看到这回父母总算来到自己身边了，可是谁也不相信，她没有沾上一点光，仍然住着她的两间小房，仍然没有调动工作，依然过着清贫的老百姓生活。

李先念说：“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胡耀邦说：他是三中全会的一员干将

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3月3日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主持工作。10月9日正式开学。1977年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大，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10日，党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接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父亲接手工作后，又一次焕发了政治青春，憋足了劲拼命工作。他很快增设党史教研室，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设立四门主课。请吴亮平、成仿吾等老同志当顾问。调动得力干部充实教学一线，提出“教学工作是党校各项工作的中心”，亲自作了《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的动员报告，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1978年3月哲学教研室向父亲汇报工作时，提到胡耀邦交给哲学教研室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父亲当即表示支持。1978年4月，哲学教研室搞出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文件，明确规定要“以实践为检查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当时，光明日报转来一篇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正好中央党校的同志也写了这方面的文章，他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经多人修改，胡耀邦审定，最后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引起了中央党校和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说是“砍旗”，“是方向性错误”。父亲把文章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认为观点正确，站得住脚，支持写文章作进一步的阐述。在罗瑞卿和父亲等人的支持下，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把真理标准的辩论和解放思想的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978年11月父亲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11月24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父亲的大量发言登在三中全会的会议简报上，被胡耀邦称赞为三中全会的干将。

陕人治陕

1978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把王任重调回国务院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调父亲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胡耀邦对他说：“ 陕人治陕。”又说：“你对陕西历史问题的看法始终比较客观、公正。对干部也熟悉。只有你去最合适。把大家团结起来，把工作搞上去。”邓小平要他去陕西后“应把拨乱反正当作大事来抓。要恢复按劳分配，搞活经济。整顿好基层领导班子，重视搞旅游”。那一年父亲66岁。他一上任第一站先到延安，之后深入陕北、陕南调查研究，调整领导班子，加强“陕北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到1984年，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产值，跃居全国第十五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南京的城墙相继拆除的巨大压力下，很多人强烈要求拆除西安破旧城墙。当时他广泛听取并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力排众议，坚决坚持保护和维修城墙和城墙公园，并带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父亲成为保护、修复西安古城墙，建设古城墙、古城河、环城林为一体的环城公园关键的第一人！

父亲晚年对国家生态建设、生态文明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头等大事。他特别想念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许老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生态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他要我们去拜访许涤新夫人阿方阿姨，向她讨教，果然她找出已经绝版的两本书：许老1984年写的《生态经济学探索》和1986年主编的《生态经济学》。父亲爱不释手。2002年3月，美国人莱斯特·布朗写了一本《生态经济》，其中也说到中国的生态经济建设，也引起他的注意，他还将此书分送给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册。

父亲是陕西人民的儿子，那片多灾多难的热土养育了他，他以为陕西人民服务为己任。他第一个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构想，并多次借用哈默对他亲口讲的“陕北地下都是宝，是中国的科威特”这句话到处宣传。2003年8月始，陕西连续下了大暴雨，渭河、泾河等发生大洪水，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使交通中断。2003年9月12日，父亲因病重住院，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情况，让女儿晓力去渭南了解 (下转第15页)(上接第18页)灾情，并捐了款。9月20日，让晓力代他向党中央胡锦涛、温家宝写了报告，作了真实情况的紧急反映。晓力将信写好后，他又深情地加了一段，这是对病重的担心和对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祝福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他最后写道：“亲爱的同志们，这些天来，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怕是不能与同志们一道长期战斗下去了，这一报告就算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交的一次党费吧。我坚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建设已经并且必将成为全世界的一面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深深祝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共产主义万岁！此致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父亲把信稿放在枕边，精神稍好，就拿出来看一看。直到2003年11月17日早，最后再看看，待他签上名字，又叫郑重地加盖上他的名章，才让秘书送出。

2003年11月19日深夜，阿莉值班，父亲从睡梦中醒来，头脑似乎格外清醒，他抬手示意，让人扶着坐起来，几乎是用他最后的气力写下了：“我想延安！马文瑞2003年11月19日”几个大字。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遗笔，也是留给我们的最厚重的一笔精神财富和遗产。2004年1月3日，亲爱的父亲马文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尽到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最后的责任。安息吧！我们的好父亲！

马文瑞简历

马文瑞出生在山西子州，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工作的时候历任中央委员、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西省绥德西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中共绥德县委常委。1930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安定县委宣传部部长、安定县委书记。之后就一直都在中共工作，为人民尽心竭力。

在早期的国共内战期间，马文瑞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只身到了国民党部队中去开展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日战争中陕甘宁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后的内战阶段，马文瑞随军转战陕北，负责支前战勤，为西北野战军的胜利歼敌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5月，马文瑞同志随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投入了接管城市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马文瑞也遭到了迫害，但是却坚信共产主义。文革结束之后，马文瑞恢复了工作，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1978年的时候出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马文瑞退休在家，2004年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马文瑞的子女

马文瑞的子女是谁呢？马文瑞曾经有过三个子女，为什么说是曾经呢，因为有两个孩子在战争年代一个丢了，一个死了，所以只有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名叫马晓文，是马文瑞唯一一个儿子。

马晓文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战争年代中都走了，一个弟弟基本上就没有找回来，而且这个弟弟好像还得力痢疾，在那个时候痢疾差不多就已经是绝症了。另一个妹妹，在带着她在陕北转战过程里，三四个月大的的时候得了百日咳就死了。

而马晓文自己的命运也没有那么顺遂，马晓文能够自己活下来也都是因为年纪大能稍微照顾一下自己。1940年出生的马晓文在1944年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了延安。而在1947年的时候，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马文瑞随军转战陕北，由于战事吃紧，为了全心投入前线战斗，顾全大局，马文瑞和妻子决定将几个孩子都留在了后方。

后来因为父亲母亲都回陕北了，所以在延安的时候带几个孩子的也就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阿姨。后来这个阿姨就马文瑞写了一封信，说父母亲两个人好歹得回来一个，要不然这三个孩子什么都没有，吃的也没有，没有办法活。但是后来马文瑞回信说，孙铭要回到陕北搞土改，而自己则要在前线，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孩子养活了是功劳，养不活也不责怪。所以马晓文能活下来也算是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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