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涵芬楼烬余书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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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出版业、藏书史上，张元济这位文化先贤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他的《涵芬楼烬余书录》及《宝礼堂宋本书录》，在中国书志学、版本学著作中，更是举足轻重。不久前，著名古籍专家沈津先生特撰文《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数十年后，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并具多方面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口碑载道，不容置疑的。
“涵芬楼”建成及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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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张元济先生应邀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次年开始筹建编译所图书资料室。张先生《烬余书录序》云：“乃于编译所前，宝山路左，置地十馀亩，构筑层楼，而东方图书馆以成，聚所常用之书实之馆中，以供众览。区所收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前人著述未刊之稿为善本，别辟数楹以贮之，颜曰‘涵芬楼’。”“涵芬”一词，不见前人所用，按涵有包容及沉浸之意，芬有香气及众多意。
涵芬楼的早期藏书来源多为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謏闻斋、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浭阳端方宝华斋、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南海孔广陶三十三万卷楼、江阴缪氏艺风堂等。张先生在中年时，每次去北京，必定捆载各种古籍而归，其中不乏善本。至于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商务”同人曹严冰也有回忆：1918年至1936年间，几乎每天下午五时左右，总有两三个旧书店的外勤人员，带着大包小包的书，在商务发行所二楼美术柜前等候张先生阅看。对一些值得重视的本子，他都仔细翻阅，或带回家去精心查核。
1927年，东方图书馆一度被军阀占据，“商务”工人400余人参加了武装起义。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张先生非常担扰“涵芬楼”所藏古籍图书的命运，为了保护好这批费尽辛苦而搜集到的先民撰述，他在涵芬楼所藏众多善本中又遴选出500余种、5300余册“好书”，存放于租界的金城银行地下保险库内。张先生序《书录》中云“北伐军起，讹言日至。东方图书馆距车站才数百武，虑有不测，又简善本之精者，寄存于旧租界金城银行”。
涵芬楼烬余之书，所存凡宋刊93部、元刊89部、明刊156部、钞校本192部、稿本17部，总计547部5000余册。其中，《永乐大典》就有21册。《永乐大典》是在中国明代永乐年间（1402—1424）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的一部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大典》永乐时的抄本早已不存，现今所存为明嘉靖间抄的副本，六百年中，《大典》历经沧桑，目前所知仅存四百余册。但即使是残缺不全，《大典》仍受到近代藏书家的重视，以有入藏为幸。
涵芬楼所藏的这21册《大典》是张先生在1929年之前收得的，其中有十多册得自蒋氏密韵楼，之所以极为珍贵，不仅是稀少之因，更重要的是后来的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书上除其他私家藏印外，都钤有“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印。自辛亥革命始，至1949年止，国内藏有《大典》的不多，因此，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文化财富。
张元济先生在1932年3月17日致傅增湘信中说，“窃以为（烬余之书的数量和质量）尚在海源阁之上，不审吾兄信以然否？有暇当将书目录出呈览，请法家一评定之。”那么，这样好的珍本在《书录》出版之后，还能让它继续保存在金城银行吗？它的出路又在何方呢？是捐献还是出让？是全部一次解决还是慢慢消化？最后又由谁来保存呢？
21册《大典》捐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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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书录》出版前，有识之士就在思考这一问题了。1951年5月6日，张先生有致陈叔通信，告以“商务”常务董事徐善祥提议将涵芬楼所藏21册《永乐大典》捐献国家之事。四天后的11日，陈叔通即有复函，赞同徐的提议，并建议“通过董事会”作最后决定。
据“商务”《董事会记录簿》提案云：“本公司旧日涵芬楼及东方图书馆藏书名闻世界，自经‘一·二八’兵燹以后，烬余之数不逮百一，至为可痛。兹查有《永乐大典》为十四世纪吾国有名之官书，在文化上极有价值，频经劫乱，毁佚殆尽。本公司前经搜得二十一册，幸尚保存，谨按二十一册之中，所录有《湖州亲领各县志乘》，有《冀州疆域沿革》，有《元一统志》，有《周易兑卦诸家解说》，有《孟子诸家注》，有《骨蒸证治》，有《寿亲养老书》。尤以《水经注》前八卷之四册，卷次联贯，最为难得。清代《四库·水经注》即从此出，亦即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之底本。其后七卷现由北京大学收藏，可以完全配齐。我公司本努力文化之旨，似宜将此珍籍捐献政府典藏，以昭郑重。兹特向贵会建议，敬请公决。如蒙通过，再由公司具呈，献与中央人民政府，恳其收纳。”
6月2日，在“商务”第505次董事会上，通过了张先生等董事署名的提案。数天后，张先生即起草呈文，并委托袁翰青代递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
张先生将《大典》的捐赠之事，当作嫁女一样的看重，在捐赠之前还做了一些额外的准备工作，比如重制函套。《大典》在流传过程中，是有函套的，但时间久远，有的布函已经开制，所以张先生在看到函面卷签底样殊未合式后，决定重做。他在1951年6月6日至10日，连续五天致信吩咐丁英桂，要求有关人员“查明高宽尺寸实数，用牛皮纸裁一实样见示，并记明英尺尺寸。”“费先生所写一纸‘永乐大典’四字，似尚嫌小。卷册八行，似占地过宽，如改四行，则不致有患矣。又下脚馀地似属过空，可再伸长一寸，将‘永乐大典’四字放大，则下馀空纸亦不致太多。此朱笺应衬托白宣纸，四旁各伸出约二分之谱，粘在函面当中，其上端应离边缘约半寸地。是否合式，请公司核定。布套何时可制成？一切手续完毕后，乞将全书送下一阅。”由于别鹤孤鸾，相离在即，张先生又有 “此生不能再与此书相见，临别不无余恋也” 之感慨。
《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曾记载了1951年7月23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藏21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 之事 ，该馆馆藏档案存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8月13日通知：“商务印书馆将《永乐大典》廿一本捐献国家，即拔交你馆庋藏，特此通知。” 除通知外，另有同年8月6日交接清单，因此，转入北图的日期当为8月6日。
8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复张先生，表示感谢张代表“商务”向国家捐献《大典》之事。
500余部善本
被中央文化部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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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捐赠完成后，其余涵芬楼烬余之500多部善本，则均由中央文化部收购。也许有人会想，为什么张先生没有将这批烬余之珍本留在上海，甚或捐给与他非常熟悉的而且又是董事会董事的合众图书馆呢？毕竟张曾将数十年来所收集的浙江海盐乡邦文献捐给了“合众”。
实际上，在上世纪40年代末，上海地区的图书馆重要者不多，据195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全市各类公私图书馆的调查，即使是公共馆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成立于1945年10月），藏书也仅11万册，规模甚小。而上世纪30年代末成立的合众图书馆在解放前的上海滩上都没有正式挂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私立图书馆，解放后的1953年6月，“合众”才被上海市文化局接办，1954年3月又变身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
所以，早在1912年8月正式开馆的京师图书馆（1928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51年改为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已经具备了以典藏丰富而著称的综合性研究图书馆，已有了国家图书馆的雏型。因此，张先生当年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
1952年11月，沈季湘经理和张雄飞襄理专门为涵芬楼烬余之书去京面见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也是代表张先生和“商务”去打前站的。由于材料不足，我们无法知道沈、张这次在北京与王冶秋见面之详情。
但是没过多久，在次年的1月12日，“商务”的史久芸即约戴孝侯同往北海团城，见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谈涵芬楼烬余善本书由政府价购之事。相信这一次的会见，初步达成了价购的数字以及其他之事。
涵芬楼烬余善本藏书移交北京图书馆保管之事是很顺利的，1953年2月9日，由沈季湘、丁英桂、穆华生护送这批藏书乘火车运抵北京。北京图书馆派员至车站迎接，并将全部藏书转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次日，沈、丁及史久芸往文化部访郑振铎局长及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等，汇报与北图有关人员点交善本书事。（史久芸日记，见《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386页）
2月12日的上午，史久芸又与沈季湘、丁英桂再去见郑振铎，谈至九时半。直至2月21日晚，郑振铎、王冶秋邀请史久芸、戴孝侯、丁英桂在西四同和居晚饭。这之后的4月6日，张先生有致郑振铎信，云：“涵芬楼烬余善本仰荷玉成，俾能得所，衔感无极。比想交割都已竣事矣。”（《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389页）
至此，涵芬楼烬余善本全部移至北图善本部保管，张元济去年所希望的“商务”“同人久有贡诸中央之意”的希望得到了具体落实，他本人晚年最大的夙愿也得以满足。
所涉人物简介
沈季湘，曾任职词源组，后为经理，又任“商务”驻沪办事处副主任。
史久芸（1897-1961），浙江余姚人，十八岁时考入商务印书馆商业补习学校，后长期在馆从事财务和管理工作，先后担任哈尔滨分馆会计主任、“商务”驻京办事处主任、总馆人事股股长。
丁英桂（1901-1986），平湖乍浦镇人，高小毕业后即考入商务印书馆商业补习学校，学成后留馆工作。先后在出版部、图书馆、总务处、业务科任职。东方图书馆被焚毁后，董事会设立善本书保管委员会，丁为助管员。在他的严密防范保管下，珍贵典籍完整无缺，多年来，他为张元济辑印古籍的助手。解放后，曾主持影印《古本戏曲丛刊》，后任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商务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影印组组长。
穆华生，应为商务印书馆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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