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殊途，商鞅肯尼迪们同归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秦朝国祚之短，不特在中国，就是放眼整个地球，也不太容易找到第二例。自孝公启用商鞅变法，秦国七代君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百三十年，终于并六国而成一完整大帝国，函谷东开、诸侯西来，虎视何雄哉。结果转眼灰飞烟灭，千秋帝国的大梦刚开了个头，二世而斩，只有十四年。
其亡也忽焉，并且奇怪的事情还不少。别的不说，拼死命去挖一座动用七十万民力连修三十余年都无法完工的坟墓，确乎超出常识。古代虽然有厚葬之风，但前提是量力而行。修坟修到把整个国家折进去的，秦始皇属于头一份。而这绝对不正常，这不是一个理性人的决策，更不像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会干的事。
历史学家们归因时，只强调秦始皇的气魄大，但气魄大不等于神经病。始皇帝气魄再大，关起门来也要跟赵高、李斯算经济账。在我看来，秦陵的问题要和修长城合起来看，视野再宏观一些，它其实跟埃及法老造金字塔是一回事。简言之，只能是不得已。他肯定是遇上了一个大麻烦，正是这个大麻烦催生出的秦代这一系列超级工程。里面的道理，需要从老赢家发家说起。
壹
秦国崛起靠的是并购
五帝夏商周，用荀子的话讲，“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局势丕变。春秋五霸采取的是引领驾驭式的霸权模式，到了战国七雄已经进化到寸土必争，裂土称王。
秦国就是从西陲贫瘠之地崛起的争霸新星，并显示出了超越一切对手的进取心。有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成统一），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
这种超乎寻常的进取心，当然有其来由，而根本原因在于穷。秦国穷得相当有境界，表现出异乎平常的公平属性，甚至超越了阶级。不但老百姓一穷二白，贵族乃至君主也是穷困潦倒。
有非常之穷必有非常之脱贫致富的进取心，不过有些问题不完全能靠奋发图强解决，尽人事背后还有个自然规律支配。秦国占的那块地是公认的贫瘠苦寒，所以想要富，最好是换地方。可从周宣王开出空头支票允许秦国立国，这个穷国家就两头受气，西边要应付犬戎，东边还要防御六国。夹缝之中求生存，本就不易，更别说想挪窝。正是选择困难症犯病的时候，嚎公叔痤丧的一声炮响，为秦国送来了商鞅主义。这里我必须要严正指出，秦国之所以会对商鞅那套东西如痴如醉，绝不是贴个功利主义的标签就能完全说明问题的。
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梁惠王见孟子开口就是何必曰义，但曰利耳。若只是谈理想做梦，战国诸雄谁都不比秦国君臣差，但把变法进行到底的只有秦国。
当时的情况，对于秦国统治者来说，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数百年的贫困把国家拖入通缩的深渊，政府丧失了向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兑付财富的能力，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粮食、食盐。贫困如癌症一般在体内四处蔓延，甚至侵袭到了王室，不变革的结果就是上上下下组团掉入绝望的黑洞中僵尸化。所以，救国家就是救自己，保国民就是保政权。
穷则变，变则通。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分管经济的副总理，拉开了秦国一百三十年的变法大幕。新官上任先要立威，于是找托儿在国都南门演了一出徙木立信的话剧。两千二百年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一位姓毛的学生专门写了篇《商鞅徙木立信论》来讨论此事，文章说，“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也难怪毛同学一窍不通，没有经过此后斗争的历练，对于初中生来说，确实不容易理解。实际上，商鞅搞根木头就立信，这是针对通缩开出的“紧财政、宽信用”药方。紧财政就要勒紧裤腰带、例行八项规定，孝公甚至不惜割了自己大哥的鼻子来宣誓决心。
商鞅徙木立信
而宽信用就是宽货币，彼时全世界都尚处于货币刚性兑付的年代，宽货币的形式不多，能搞的只有存量博弈。简单说就是把低端的人口手里的钱抢给高端人口用，因为高端人口拥有更好的产业效率，所以资源倾斜于高端人口，是寄希望于效率的改进可以拯救这个国家看似无可挽回的命运。既然存量博弈，那摆在商鞅面前选项无非有二，要么跟自己博弈，要么跟外人博弈。国内已穷无可穷，跟自己博弈无非穷鬼打架。所以，这一次，他打算把锅往东边甩。两利相权的结果是，在六国与西戎之间，看上了前者的肉厚汁丰。
接下来就是发动群众斗六国，商君军功爵制规定，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简单说就是要想富，交头颅。头颅越多，钱就越多。政府与官兵两家，你帮我打仗，我与你分账。所谓“有社稷者，莫不欲疆”，只要能打下地方，我拿土地，给你money，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在这个背景下，商鞅取得了极为显著的变法效果。一切社会产业、国家政策都转而以供养及扩充军队为目的，能否满足军队建设是检验产业有无必要存在的唯一标准。
但战国时代的生产力毕竟有限，当时环境下要维持一支20万人的常备军，需要400万人当后勤，这比早期秦国总人口规模还要大。也就是说，秦国要想拥有一支成规模的战斗部队，意味着全体国民都必须围绕着这支军队打转。男人要去修路、架桥、开矿、冶炼，女人要养蚕、缫丝、耕种、纺织。不如此，军队就不会有足够的铠甲、武器、战袍和粮食。
于是在“打战—发财—扩军—再打战”这个正反馈循环下，全体秦国人民或被迫或自愿都坐上了全面奔向小康的敞篷车。对于秦国中央政府而言，劫掠与灭国则成为充实政府利润表，扩大国家总资产的不二法宝。
贫困的秦国算是抓到了救命稻草，只是这一跨，步子迈得有点大。产业效率的提升建立在产业梯度升级之上，而战争是效率最高的产业形态。在国内有坚实的产业层层支撑的前提下，释放出的战争利润能够带来甜蜜的果实。社会获利，政府获税。可如果国内缺乏像样的产业支撑，直接选择了战争作为国家产业，那就只能走上以战养战的流动性之路。问题在于流动性模式同时受制于流动性资产的量与价，任何一个参数落于阈值之外，等待玩家的只有崩盘。
秦国在战争机器正反馈链的自我驱使下，先掠河东，再并韩灭赵，翦魏除楚，胃口变得越来越大，变成一头十足凶猛的怪兽。实际上，就是把非常规的并购经营活动，当成了国家发展的常规路线。舍弃了自身对于盈利产出的要求，而用外部流动性掩盖巨大的资产负债不匹配的风险。
随着并购生意的持续深入，秦国军队产业拥有了越来越庞大的体量，开始不满足吞噬一域一地所得的营收与利润。嗜血欲望呈指数式增长，需求从一城变为一域，再由一域升格为一国。与此相伴疯狂的，还有秦国最高领导人的野心。此时的秦王政，正得心应手地驱动着这头效率怪兽，他的目标已经从灭国变成了一统天下。
贰
始皇帝的大麻烦
公元前221年，齐王建不战而降，饿死于松柏之间。秦军兵不血刃，攻破临淄。东方六国中曾经首屈一指的大国齐国，就此灭亡。此时的秦王政尚沉醉在胜利声中，万万想不到一个大麻烦已浮出水面。
杜牧有一篇《阿房宫赋》，打头四句就是，“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虽然是铺陈，但可洞见其中的承接关系。天下一统对于秦始皇自己来说当然是不世之功、千秋伟业，可天下一统后没战可打了，你让那些指着军功爵制发财致富的军民同胞兄弟们怎么办？
对立僵持了六七百年的大国，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被秦国开动的战争机器一扫而光。这个游戏玩到灭国的层面，已经玩无可玩。所有人都一猛子扎进大型真人VR秀里不可自拔，就在齐王建断气的那一刹那空虚了。数十万军力以及背后支持军队的数百万劳动力突然一下子无事可干，我如果是秦始皇，一定慌神。这才五月份，今年剩下的GDP如何是好？
秦帝国的就业人口、国家营收、产业利润、政府税收绝大部分都从这支军队处来，靠的是养羊薅羊毛。现在一把玩High杀羊吃肉，羊肉虽美，但羊毛却没得薅了。
作为始皇帝本人，他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是这条道路他没得选，商鞅设计的这台战争机器，燃料是别人家的头颅，产出是自己家的爵禄。别说你只是个皇帝，就算是玉皇大帝，想要断了全国人民发财的康庄大道也不可能。谁耽误人民发财一阵子，人民就耽误谁一辈子。另一方面，战国时代大争之世，他也确实拿不准这群六国绵羊哪天会跳起来咬一口人。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历史评价问题，秦始皇最重视历史评价，一统天下“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份头功，岂能拱手让人？
于公于私于民，于情于理于力，他都没有不灭六国的道理。可为了灭六国，厉行了百余年农战制度而缔造出的这支超高效率的虎狼之师，现在是帝国最大的麻烦，后面最少三大风险：绑架就业、产能过剩与流动性危机。
关于秦军效率的问题，可以举个例子感性认识。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代文书，里面有封家书。是兄弟仨儿的通信，家里两个弟弟一个叫黑夫，一个叫惊。两个弟弟在淮阳打战，哥哥在老家安陆侍奉母亲。信里两个弟弟跟哥哥说，我们在前线打战，而且都还活着，让妈妈赶快帮我们做夏天的衣服送到前线。但是做之前，先比较下价钱，安陆的丝布比较便宜，那么就在安陆做好了送来。如果淮阳的比较便宜，那么就干脆直接寄钱，我们在淮阳自己做。
这件事表达的意思是，当时的军队运转效率已经远远高于商业效率。军队的运转效率分摊了运输成本，加上驰道、直道的修建，进一步压低物流费用。一件丝布做的夏衣，用料用工都不会太多，但是前方将士的第一反应是从家乡几百公里送过来。可见对于他们而言，运费本身不造成太大的负担。这跟现在从北京往上海买东西一样，有赖于全国性高等级道路网络运输体系的支撑和高效率的物流产业，相比起商品价格，运费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
这封家书里还说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上文对于秦国获利模式的论述，两个弟弟请哥哥确认一下，他们为家里面争得的爵位有没有落实，这是全家主要收入来源。正是由于前线出了人，后方分钱的时候，黑夫和惊的家里才能有这一份。
军队运行绑架了整个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命运走向，是秦国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路径，而且形成了130年的路径依赖。上至君王，下到蚁民，都在这个正反馈链中获益颇丰。死者已矣，生者尚存。生者安稳，死者安息。对于秦国人来说，几代人的奋斗，总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个时候，法家就显露出了小家子气。所谓帝王术，无非威逼利诱的耍猴把戏。现在军工产能尾大不掉，耍猴耍成齐天大圣，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吕不韦、王绾、李斯、赵高、尉缭子、冯劫都只能大眼瞪小眼，无计可施。
天上不会掉馅饼，方法总比困难多。要安抚这头效率怪兽，有以下几个办法可选。上策是驯（积极改造利用），中策是喂（消极以拖待变），下策是杀（彻底推倒重来）。先说下策。
如果任由军队继续膨胀，则可以想见，当年商鞅弃选的“与自己博弈”的道路就会重新成为选项。官僚体系与政权组织形态将会受到军队效率的冲击，博弈双方将在军方与皇室之间展开，军事政变一触即发，而此事万万不可。因为一旦军事政变，皇帝本人就面临着两难抉择。要么束手就缚，把七代君王苦心营建的江山解囊相送（否则不足以满足军工产能的需求）；要么自毁长城，对一统天下的功勋将士痛下杀手。天下初定，六国贵族蠢蠢欲动，哪个选项都是秦帝国不可承受生命之重——杀不得。
再说喂。如果时光往前走二千三百年，喂就是最优的选项。皇室完全可以开征铸币税，通过信用货币的发行缓解军队的需求问题。可惜，秦代的法币不是真材实料的金币铜刀，就是穿肠入胃的稷麦黍稻，都没法糊弄。欲壑难填，喂一途，始皇帝心有余而力不足。
既然中策、下策都行不通，那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驯。驯就要有驯的方法，驯的策略。这里倒是可以请后世两位选手出来比较一下，一个是驯狮子骢的武则天，一个是驯虎豹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武则天的驯法简单粗暴，打不服即杀。朱厚照理念先进一些，懂得博弈压制。但手法太low，靠命搏。雄才大略的始皇帝当然“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他的政策工具箱里工具很多，靠的是综合施策，多管齐下。此处下节详叙。
总之，不管采用何种进路，核心都在于解决政府对于军队产业（军工产能）的兑付问题。军工产能作为债主，它要向皇室收债。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帝国的大业就能永续。解决不好，那军工产能就要重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秦帝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货币的刚性兑付属性，刚兑极大地挤压了政府腾挪的空间，给以始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央政府空前压力。这一压力，也让当年第一次刚兑危机的化解手法趋于失效，史称帝国第二危机。关于第一次国家危机，将在第五节详述。
从后面施政的情况看，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秦帝国几乎在完成统一的同时，就开启了若干超级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垒长城、挖陵墓、修驰道、建灵渠、筑阿房、北却匈奴、南平岭南，每一项都是这个星球上的顶级体量，其中尤以秦陵与长城为标志。这个地球上，再没有比秦陵更大的坟头，比长城更长的围墙。这也从反面雄辩地证明了兼并六国的秦国军队已经具备了当时世界上的顶级战力，因为只有化解顶级战力，才会催生出顶级工程，这是相匹配而毋庸置疑的。
修金字塔大抵也就是这个原因，在有限土地上经过长期发展，法老工程队已经被锻炼得无比强大，宫殿神庙不在话下，过剩产能（效率）无处释放，只能死磕金字塔。
秦帝国当时既想解决军工产能的问题，又不至于伤筋动骨，除了上马超级工程，别无他途。理论上，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迦太基搞定汉尼拔。不过，这个办法还是让它存在于理论上吧。
叁
帝国资产负债表的崩溃与重建
方向定了，剩下的就是方案。具体说来，始皇帝端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利用超级工程这个相对平和的方式出清人口产能、化解军工产能（减速），解除产业集中度风险，以维持政权的基本稳定，为国民经济恢复赢得时间（换轨）。一言以蔽之，对军工产能实行供给侧改革，以时间换空间推动缩表，完成国家主要矛盾的战略切换。
此计要成需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工产业吸纳的人口分流要有序，二是军工产能效率要软着陆。对于第一个问题，始皇帝选择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国防与基础设施建设。范文澜曾粗略分排过统一战争结束后帝国人口大致的分流情况，“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这种处置方案的着眼点有二，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有计划地吸纳并逐步减少壮年人口规模，来降低效率。通俗说，就是修桥补路无尸骸；二是把作战部队的建制进行拆分，南北远调，利用组织架构的去中心化，压制军队效率。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在法家意识形态视野中，统治者对于人口数量的宏观调控，不用背负任何政治责任。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把没有爵位的贫民，一概称之为“人貉”。所谓“貉”，禽兽畜生之流而已。秦律明确规定，人貉的子女必须去当奴隶，要么自己找主人，要么官府收为官奴。
第二个问题的处理，稍微麻烦一些。宏观看，管理结构与生产效率是相匹配的。从关系上说，产业效率决定了管理体制，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企业的组织架构与传统产业的架构大相径庭的原因。现在问题是，国内产业高度依附且集中于军队，而军队运行效率又远高于行政管理体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这二者的相背离又会造成不可弥合的鸿沟，从而使帝国有颠覆之虞。因此，压制军工产能效率的同时，需要提升行政体制运行效率并尽快培养起其他产业以承接就业人口和产能需求。确保战略切换，做到同速换轨，把风险降到最低。
于是在全国统一后，他快速建立起皇帝制度，拒绝选择与六国旧贵族和解稳定政局而强推郡县制，并实施了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为标志的制度标准化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快的实现行政体制效率提升。此外，实施超级工程一箭双雕，既为效率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完成对军工产能人口的出清。
其中，郡县制尤其值得一说，秦始皇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断然拒绝与六国贵族相妥协，除了对自家军事力量的自信，还有就是参与了一场All in的政治豪赌，赌注是一个“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嬴氏帝国，筹码就是他的战略切换计划万无一失。
可惜生死有命、漏算人寿，始皇帝只活了49岁。如果再给他30年，秦帝国会是何等样貌，或许还能引发一丝联翩浮想。但如今，秦帝国的命运已经注定。缺乏雄主的帝国，根本无法压制军工产业的再起，超级工程也以留下一则孟姜女的传说遗臭万年。秦朝最终也没能有效出清军工产能，产业无处转移，政权组织结构又无法消化，效率硬着陆已不可避免。军队效率冲垮了官僚体系与国家组织形态，秦政府和平缩表计划失败，国家资产负债表崩溃，政权从内坍塌。
帝国的崩溃释放了制度牢笼里的效率怪兽，战争被再次推向全国。楚汉内战一打四年，四年之间，中国人口折损近半，一千万人归于尘土，其中大部分是精壮劳动力。输赢不再重要，战争本身解决了出清问题，这让后起的王朝立稳了脚跟。
劳动力的消失让国家对于军工产能及国民劳动的兑付责任一笔勾销，楚汉战争的本质就是通过战争消灭债主，从而显著降低国家负债率，帮助国家逃脱债务追索。汉承秦制，虽然换了皇帝，但西汉皇室乡愿地选择与诸侯贵族相妥协，相当于承认帝国老人们的既得统治利益。又取巧地继承了郡县制，为新进人马划定权力场。所谓中华第一帝国，从内核看，秦汉一体，并无不同。但换了个马甲，完成了资产负债表的清洗。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很鄙视陆贾谏进刘邦那套“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的大道理。因为西汉帝国能活下来，是有人帮他埋单了的。最后不管是刘邦还是项羽，都能拿到净壳。而那个为新王朝建立埋单的人，是个死不瞑目的真豪杰。
肆
美利坚经验
秦帝国不是人类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政权，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秦始皇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探索上有着历史性的贡献，依惯例可称之为“秦始皇猜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个猜想的证明终于被美国佬给解了出来，代价是赔进去一条总统命。当时经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美国，遭受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扰。后来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衰退泥沼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在自传《时运变迁》里面给出了一个证明，“于全球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的全球化，也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美国要么技术革新，要么寻找新的成本洼地，重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模式。”
对这句话的理解，拆解一下和前文对应起来，能简单许多。所谓“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指的就是六国毕，四海一。所谓“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指的就是中国这块地盘，已经打无可打，面临内部洗牌。所谓“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就是理论上还可以去打汉尼拔。只不过他的话语体系对照着美国实际说，而我的话语体系对照的是秦国。
这段话里的重点在于所谓“技术革新”的问题，因为技术革新可以推高产业效率，又因为效率吸收自高而低，所以，想要拆解高效率产业的火药桶，就只能去发现更高效率的产业形态。
理想状态里，政府发行货币拉动经济，衍生出繁荣的商品市场。货币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货币发行边际贡献衰减。这个时候“技术革新”，超发的货币被新技术所吸收，人们的消费品质同步被推高。国家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质量，在货币拉动下，实现双赢。
但技术革新可遇不可求，该换的换完，却没等来技术革新，是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秦国就是例子。此刻去寻找理论上的汉尼拔，其实等于进了死胡同。应该说，能革（技术）是坚决不打（汉尼拔）的，能打是坚决不改（模式）的。驯服高效率产能，搞战略换轨改革，本身就是高风险操作。
一是商品技术革无可革，以当时秦国军工产业为例，弓箭零部件铸造已经形成流水线作业，并且标准化程度非常之高，箭头与箭身能够交错搭配。这种生产水平，已经远远超越时代，提更高的要求不现实。二是货币技术革无可革，货币刚兑直接堵死了技术革新之路。三是汉尼拔太远，操作性不强。所谓“新的成本洼地”，不一定洼。
正是由于“革”与“打”的路都被堵死了，对军工产能的供给侧改革，才只能硬着头皮上。不过，秦始皇的和平改革有着结构性缺陷，就算让他多活30年，生机也就一线而已。大概率还是失败收场，最后战争解决问题。
原因有二，战略层面。因为战争产业是信用货币发明以前人类已知产业门类中效率最高的形态，秦始皇的降速改革相当于脚刹高铁。随着军工产能的被动降速，效率回撤会引发总量回撤，GDP下降的后果就是依附于其上人口丧失生存条件，最后动荡与混乱再起，以体制崩溃收场。
操作层面，秦朝中央政府对超级工程的项目选择不善是又一大bug。驰道、直道、灵渠一类的工程尚好，能对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有直接支撑作用。但皇陵与宫殿的投资就属于边际贡献率极差的工程，因为不产生任何现金流，远期也不可能盈利，造来造去，注定是坏账。不过也不能全怪秦始皇的领导班子，当时市场科技水平、政治经济观念下，他们的选择极其有限。既不能开个50万人的秦士康工厂造手机全世界兜售，也做不到让将军们蹲大户室炒股炒衍生品。
此时，回顾一下美利坚帝国的新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秦帝国的问题。我们平常习惯说美国霸权建立在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之上，实际上对于前者，大部分的人认识都过于浅表。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强大的资本支持、尖端的武器供应其实都是表象，美国打朝鲜，和中国平分秋色。打越南，公认没占到多少便宜。后来打阿富汗、伊拉克也都不见得战果多么辉煌。可二战后的美国，实际上拥有这个星球上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支撑起新罗马帝国靠的是以核武器为核心的科技壁垒、全球仅存完整的产业链商品能力以及无数逃难而来信仰坚定的天才聚集。
此外，美国还有一个特点。国土两岸都是5000公里以上的辽阔海洋，只有遇上成规模的洲际导弹加核武器才会使本土受到威胁。二战结束之时，没有任何国家有威胁他的能力。所以，使用战争工具实现国家目标的弹性很大，只盯着胜负打战，属于彻头彻尾的愚蠢。对于美国来说，维持军事霸权是国际政治的延续，也是国内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战争工具的基本目标至少有二：国际政治层面，防止对手出现，始终在本土占有高端产业链群。国内需求层面，满足以核武器为核心的本国军工产能卖货需求。
因此，美国的战略是以军工产能为基础的模式，全球开战，本土防卫。至于打得赢打不赢，根本无所谓。比如朝鲜战争，不好说谁输谁赢？美帝不仅成功出清部分军工产能，还顺手成功搅合了中国事务，一个分裂的中国就此诞生。这才叫战略。
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美国军工产能主导权，肯尼迪被牺牲
但是，各国在冷战铁幕下获得了稳定发展契机，让这个战略在六十年代走向破产。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国家战略调整的紧迫性迅速出现。一是1961年启动阿波罗计划，军工产能扩张到了月球，触到了历史大顶，与秦朝军工产能扩张如出一辙。二是导弹危机乱到古巴，相当于乱到了家门口，直接威胁本土，使得既定国家战略的目的无法实现。
本着“能革坚决不打，能打坚决不改”的原则，美国最后还是通过货币技术的突破，找到了更高效率的货币产业吸收掉军工产能。但任何国家换路线，都有一笔成本。纵横二十余年的军工产能输出模式行将结束，一定需要有人埋单，结果就是枪毙肯尼迪，改弦更张。枪毙总统是最经济的办法，比如沙俄的尼古拉二世、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元首就是祸首，国家要转型，你不埋单谁埋单？
1971年阿波罗计划执行最后一次登月，苟延残喘的军工产能又折腾了十年，还是没搞出更多新花样，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就像沃尔克书中主旨所言，美国既然无法以“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全球化”，那就只能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在核武俱乐部涌入若干新成员、“相互保证毁灭”机制出现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后一条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夕，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为即将脱去金装的美元寻找接盘侠。（详参《QE进化史：白宫里的宋官家》）
古巴问题直接暴露了美国战略风险敞口，旧产能模式搞到了顶级，就一定要出现新模式。肯尼迪作为个人拦不住历史的进程，所以最后吃了枪子，算是求仁得仁。死一个美国总统，换来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总体来看是划算的。
伍
第一次秦国国家危机——商鞅必须死
理解了肯尼迪的必须死，再理解商鞅毫无压力。美国的幸运在于信用货币时代如约到来，放弃黄金刚兑挽救国命。然美国之大幸，秦帝国之大不幸。法币的刚性兑付，最终导向了秦汉政权更迭的结果。相比起美国，秦帝国在这一方面上的腾挪空间确实狭窄得多。
实际上在秦国崛起的一百三十年中，类似的危机不止发生过一次，只不过不都是用战争或者政权来还债。法家尤其是商鞅那套东西，在经济结构上有致命的缺陷，关键一点就是农战经济模型的主要流动性资源男丁，出产品质极不稳定，而损耗又过大。从资产负债角度看，不断侵掠河东是秦国国家维持其规模成长的必要条件，在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很有限的前提下，收缩其它产业从而获得的折价人口红利，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即投入战场，很容易使这种资源进入快速损耗通道。男丁折损严重，意味着以人口为单位的流动性不充足，这对于秦国来说，相当危险。
商鞅变法后，军队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0%以上，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是军人（1名作战士兵需要5名战斗后勤）。军功爵制的鸡血能天天打，可人死一个算一个。秦国妇女就是再能生，毫无怨言执行国家计划当生育机器。征兵这事儿，从源头起算，也总要解决男人参与、顺利受孕、怀胎十月、十年训练四大问题。
商鞅变法前后就是20年左右，这正好是一代人能够成长起来并可以投入战争的时间。搞到第20年前后，还继续玩命打，后手不接，流动性一定断。所以，为了保证国家流动性不断裂，商鞅必须死。
把商鞅给车裂掉，就是秦国基于法家理论建立国家发展模型后，第一次遇到国家危机给出的解决方案。即降低战争效率，延缓变法节奏，用时间来恢复人口流动性，实现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为下一次扩表奠定基础。
秦国当然也可以想其他办法来修复资产负债表，比如收缩战线（相当于降杠杆缩表），但正如前文所述，缩表过程中，资产坍塌会很快，难说不会触发其他难以逆料的灰犀牛或者黑天鹅风险。
也可以继续扩大流动性，秦国也曾打过这个主意，把征兵的上限提到了60岁。先秦时代刨除新生儿存活率，人口平均寿命也就三四十岁这个水平，征兵上限提至人口平均寿命的两倍，相当于现在去找百岁老人入伍。可见已是征无可征，难以为继。
商鞅作法自毙，车裂身死
由于种种进路都已丧失操作性，所以让商鞅去死就成了风险最小的软着陆方案。对于商鞅来说，为理想背黑锅，作法自毙不算亏。他不把人当人，也就不该把自己当人。和始皇帝一样，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既忘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圣人传教，也忘了人类寿数本归阎王爷管，原在人力可支配范围以外的地府规则。而冷兵器战争形态下，如果秦国不想把自己玩死，那么在获得绝对压倒性力量前（所谓绝对压倒性力量就是有把握彻底冲垮对手盘的组织体系），就必须打一阵休一阵，充分修复人口流动性配置。
流动性问题成功解决，以战养战的并购模式才能继续发挥作用。这台商君手作战争机器，心有怪兽，喜嗅人血。甫一出笼，就尝了宿主滋味，无怪乎后来屠城杀降，如堕诅咒。而秦国顺理成章变成了秦朝，直到流动性再次成为问题。只是这后一次，大秦已无商鞅。
然大秦虽无难兄，肯尼迪可称难弟。帝国殊途，殉道者同归。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皇帝，定国号为汉。外出时，想找四匹毛色差不多的马为他拉车，结果未能如愿以偿（“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就是法家模式崩溃后的场景，战争让资产负债全部清零，一地鸡毛，惨烈至极。但也正是用了这种方式，中华帝国解决了第二次国家危机，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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