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中的“谎言媒体” | 关键德意志
时间：2015年11月，在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的科特布斯，德国极右政党新兴力量——德意志选择党（AfD）的拥趸们上街游行，抗议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来自电视二台（ZDF，德国最大的公共广播公司之一）的记者希尔佩特（Britta Hilpert）在现场采访了一名参与者，但是聊天进行得并不愉快。受访者指责媒体只会按照政府的意思报道难民事务，却根本不做调查研究。他说自己就是不愿意和十万穆斯林生活在一起。随后，另外几名游行同伴上来阻挡记者拍摄，并将希尔佩特团团围住。一旁的秩序警察见势不妙，上前把记者拉出人群。
德国主流媒体在报道难民危机的时候，也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人们觉得它们的报道不全面，只是在为了默克尔的政策服务。AfD和反伊斯兰化运动“佩吉达（Pegida）”早已主流媒体就已经结下了梁子，他们认为这些“谎言媒体（Lügenpresse）”故意丑化、谋黑自己，同时选择性地无视难民涌入的恶果。
△反伊斯兰化运动“佩吉达“（Pegida）组织的反移民游行
佩吉达运动发源于德累斯顿，随后扩散到各大城市，定期有千人以上的游行，反对德国和欧洲吸纳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人。单在德累斯顿所在的萨克森州，2015年就发生了二十五起袭击新闻工作者的事件。《每日镜报》的记者许曼（Helmut Schümann）曾在专栏文章中指责AfD 和佩吉达藐视民主和人道，不久之后就在柏林街头被不明身份的人大骂“左翼傻X”，并遭到殴打。同时，佩吉达游行组织者也会在游行中用扩音器高喊：“亲爱的媒体朋友们，今天让你们失望了。我们是右翼。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们跟极左分子不一样，我们不会向警察扔瓶子和石头，他们把我们保护得很好。”
为什么纳粹时期的战斗用语会在今天高频度出现？
右翼口中的“谎言媒体”是纳粹时期战斗用语。这个词在今天的高频度出现，非但没有引起大众的反感，反而在他们的脑海中产生了印记，因为德国人对主流媒体的信赖感确实在降低。2015年10月，民调机构Infratest Dimap进行了访问，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当他们看到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机时，就会想到“谎言媒体”这个词。两个月后，另一家民调机构Allensbach报告显示，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媒体的难民报道只展现了问题的一面——右翼在难民安置点不停纵火，但难民的负面消息却难见诸报端。
新闻学教授波克森（Prof. Bernhard Pörksen）认为，很多受众觉得媒体能提供给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在对媒体有意义和正当的批评之外，人们容易有一种笼统的感觉，那就是所有媒体都在隐瞒撒谎。他说，在乌克兰危机中，在德国之翼坠机灾难中，人们已经开始丧失了对媒体信任感。传播学教授多恩施巴赫（Prof. Wolfgang Donsbach）也认为，“谎言媒体”这个词虽然不能明确表示什么意义，但是却成功地唤起一种普遍的情绪：对政治和媒体的不满。
媒体自己又有什么样的解释呢？在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政论脱口秀节目“无情但公平（hart aber fair）”上，西德广播（WDR）的记者齐默尔曼（Claudia Zimmermann）解释道，我们是公共新闻机构，理应用“更为积极的方式”来面对难民危机。WDR最近几个月的报道都在致力于让人们深切体会难民们饥寒交迫的处境，她认为这种方式是适当的。节目播出后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齐默尔曼公开称自己在节目上纯属“胡说八道”。WDR的一位发言人也忙不迭地出来强调，记者和新闻机构不受国家控制。爱诗克女士（Anja Reschke）是电视一台另一档政治节目“全景”（Panorama）的制作人和主持人。去年的一期节目展示了一个有着小孩子的难民家庭的遭遇。于是，就有人挑刺：为啥不报道青壮年难民呢，他们的数量最多。爱诗克在节目的Facebook页面答复道：原因很简单，杂志封面都会用妙龄女郎，而不是腆着肚子的中年大叔；孩童的图片更能唤起同情心，并传达出政治信号。这又招来一大波批评留言，爱诗克再次回应：凡事皆可讨论，但万万不该煽动对难民的仇视。
德国主流媒体对难民的报道是否足够中立？
AfD和佩吉达认为主流媒体受政府操控。于是，中部德国广播（MDR）记者汉德里科（Danko Handrick）邀请两位“佩吉达”的支持者参观女娲编辑室。参观结束后，两人表示，MDR报道的内容是正常的，自己对于记者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话，而不是暴力。汉德里克说，从未有人从柏林打电话告诉我们，应该报道什么。他也强调，记者报道理应客观，但是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性。
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欲盖弥彰确实影响了媒体的报道——至少是在可靠信息源的获取上。右翼媒体——《年轻的自由》（Junge Freiheit）称，科隆大规模性侵事件后，警察打破沉默，承认难民申请人的暴力行径被系统地隐瞒了。一名高级警员告诉《图片报》（Bild）说，上级给我们的指示是，如果嫌疑人是难民，我们不能公开报道，只有当新闻媒体直接来询问时，才能做出回答。
媒体是不是的确存在“自我审查”的问题呢？科隆性侵事件发生后，德国凤凰台（Phoenix）制作了一期圆桌会谈节目，参加者之一是犯罪学教授普法弗尔（Prof. Christian Pfeiffer）。他说，自己之前也接受了某媒体关于科隆事件的访问。但在开始前，记者告诉他，请不要谈论难民。他说，如果不谈及难民的话，那就没啥可说的了；记者后来才改变了主意。当然，记者的要求来自于女娲编辑和主编。
在难民危机的阴影下，德国公共媒体也陷入了信任危机。在德国，新闻业很早以来就被赋予了建构政治观点的功能，媒体和记者需要将问题的多个面向和不同观点展示出来。而现在的情况是，公共媒体仿佛只想构筑唯一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能办到！人道地对待难民和对抗极右势力，这两者都是光荣的政治目标，但无论如何都不该成为新闻报道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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