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的复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些观念的变革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大批男子被驱上战场，在美国有500多万妇女从事各种各样的甚至包括重工业在内的职业。她们当中许多人在战后仍留在自己的战时工作岗位上，以后又有更多的妇女加入了就业的行列；这期间妇女就业的人数比例从20世纪初的不足20％，上升到70年代的60％。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重要事件，因为，与其说妇女解放运动造就了大批职业妇女，不如说这些职业妇女，尤其是外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创造了妇女解放运动。人们常常将职业女性与工人阶级女性混淆。女性运动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景象。一旦这场运动开展起来，它便反过来促使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寻找工作。

早已摆在妇女面前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的不平等，在大量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时变得愈发明显和难以忍受。在家庭外工作还给许多妇女带来心理负担——一种背离了女性贤妻良母式传统角色的负罪感，用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和作家贝蒂·弗里丹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女性的神奇魅力”。

女权运动是妇女反抗性别歧视的先锋。如果将女权主义定义为寻求男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的理论或呼声，那么我们在历史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活动。但若是定义为一种目的更明确且更具政治色彩的奋争，现代女权主义的起源还只能回溯至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早期。

美国的女权主义浪潮，即众所周知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发展出了两个主要分支。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对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任命，开辟了通向性别平等的一条基本上属于改良主义的途径。弗里丹在1963年创立的全美妇女联合会支持这一倾向，主要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下开展工作。但是，从新左派内部的行动主义集团发展出来的妇女运动的另一翼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总之，女权运动的主流仍是寻求男女在异性爱和婚姻关系中的性平等，但其中一些激进分子更倾向于（两性的）分裂主义态度。

在女权主义观点的大众传播方面，有几位作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为日后新女权主义意识的兴起建造了一个舞台。通过研究宗法社会对妇女生活的影响，波伏娃发现在这种社会里，男人们发号施令，而妇女们则言听计从，实际上已被降至”第二性别”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贝蒂·弗里丹指出了那些处于”家庭主妇陷阱”里的妇女们的困境——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和”成功的贤妻良母”，即达到”女性的神奇魅力”的标准，她们不得不放弃了许多得到更高的教育、更好的职业和更强的政治力量的机会；70年代初，凯特·米莱特在《性政治》一书中集中讨论了当 代文学中的性与敌意问题；而日尔曼茵·格里尔则在《女阉人》中认为，文明社会已经把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女人”阉割”成了一具清心寡欲的泥胎。此外，还不断出现了许多对这些题目重新或深入探讨的著作。

女权主义者的反抗主要是指性别革命而不是性革命，即主要集中于有关性别认同和性角色的问题。尽管在女权主义者们的思想意识里，对性自由的要求和反对将妇女视为男子的玩物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其更为基本的兴趣在于社会，其努力的目标是消灭性别歧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妇女不仅是教育和职业待遇等方面的习俗歧视的牺牲品，而且也是文化歧视的受害者。文化歧视表现在带有性别歧视的语汇、个性模式、流行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理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形象之中。女权主义者的词汇库中最关键的术语是”选择”、”自主”和”真实”，其中心目标是”妇女在与男子真正平等的同伴关系中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就是全美妇女联合会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