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痛苦如何安放？
人类已经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方式关联每个人生活中出现的痛苦。同时，不同的文化也有它们各自对待痛苦的方式。
一些文化（例如现代西方世界）相当不能忍受痛苦并以人为的方式试图根除它(通过镇定剂或其他种类的药物处理)。然而，它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加以回报，使人们过着一种毫无创造性和过于肤浅的生活品质——一种缺少深度和根基的生活。另一些文化为他们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训练，以平静和庄严来忍受不可避免的痛苦。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只要有可能，我们当然应该与之斗争并消除它，但是许多痛苦仍然是除之不尽。现在，要如何对待我们不可避免的痛苦命运呢？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抱怨（complain），就是把你的痛苦通过哭泣、大叫或悲啼投射到外部。我们不仅在跌倒和弄伤自己的儿童身上发现了这种反应，在那些遭受强烈的痛苦或根本就不习惯于处理痛苦的成人身上也有此现象。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多数人会对他们的痛苦形成一个更为反思的立场。他们似乎在想：我可以如何对待这个痛苦？我应该如何面对它？我应该时时关注它，还是应该忘掉它？我应该感到自怜、生气还是无动于衷？我应该与他人分享痛苦吗？
我们可以把这些反思细分成四类：（1）把痛苦看作一些需要被控制或征服的东西；（2）把痛苦看作一种可以进入与之对话的现象；（3）把痛苦看作一种积极的挑战或礼物；（4）把痛苦看作一种你无能为力的命运。
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一些例子（那些遭受慢性疾病比如癌症、多发性硬化症或关节炎的人）来阐述和讨论这四种立场。
当一个人染上疾病时，他面临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有两件事要思考。第一件事是疾病本身所有的医疗方面。第二件事是与他的疾病建立一种关系。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说，疾病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与疾病的关系却千变万化。
1.控制疾病
首先，让我们更为仔细地检视这一观念——疾病是一个人可以期望得到控制的东西。近几年来，应对（coping）的概念已经变成健康文献中的一个标准术语。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你受到疾病或疼痛的折磨，关键是你如何掌握或管理这种情形以及掌控或应对这一疾病的观念。
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某些心理学家，他们对一些人物进行了访谈，关于人们如何处理其生活中极度艰难的情境。在此基础上，这些研究者列出了一张出色的生存策略清单，并称之为“应对机制”（Kaplan & Patterson, 1993; Sheridan & Radmachter, 1992）。根据这些研究，应对或控制的机制经常聚焦于问题解决，并由这样一些活动比如规划、信息收集、损害控制等组成。它也可能用来针对加工或控制一个人的感觉——通过思考一些别的东西，与感觉同在以充分表达之、做白日梦、压抑一个人的感觉、把自己埋进其他的活动，等等。这个研究项目的最初想法是研究人类身上自发出现的生存或应对机制。然而，今天，应对的概念经常被标准化地使用。常常有人这样说：“某人非常擅长应对他的处境。”一些研究者已经尝试抽取应对机制的本质，并将其重新规划进所谓的忠告，然后再将其提供给病人。
但是，这个研究依赖于一个争论激烈的假设：这些研究把“机制”从其发挥作用的自然人类背景中隔离出来了。当这样的策略被记录下来时，它们将作为每个人都能使用的技术出现——同时人类生活就被转化为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医疗保健人员接着教授病人如何使用这样的技术，便有这样一个风险——病人将会学到就如他们对待一个仪器或工具那样的关系来对待他们自己。无意间，医疗保健人员对病人灌输了这样的观点，疾病和疼痛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被掌控的问题。但是，对于疾病或疼痛来说，这样的掌控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也是人类现实，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和逻辑。
2.进入与疾病的对话
一个遭受疾病折磨的个体面临的任务是，要找到一种与之共处的方式。他们必须设法查明，这个疾病是否能够被驱尽，还是它已成定局。他们不得不与这些疾病成为朋友，或至少要与之相识。疾病是一种现象（phenomenon）；个体需要进入一场与疾病的对话。对话要求有倾听。在这个背景下，对话可被理解为一种内在对话（internal dialogue）；换言之，是个体与他们自己进行的一个交谈。个体的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说，同时另一个部分倾听；就像当你在丛林里散步时，对自己说这些天的生活过得如何。
在这个内在对话中，对话者——交谈的对象——不是一个可以被差遣的客体，而是一个活着的实体，有着自己的意志和逻辑。如果有人愿意进入与他们的病的对话，他们不得不虚心地询问和倾听，仔细考虑疾病对他们说了什么，探究疾病提出的减轻疼痛的要求，等等。
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强烈主张这种方法：“疾病和悲痛的症状以及你对它们的感觉，可以被看作是告诉你一些重要的关于你身体或心理的信息……消灭这些信息并拒绝这些信息或对其大发脾气，不是一种接近治愈的明智方式。我们并不想忽视或打断这些重要的联结，它们可以完成重要的反馈回路并恢复自我调节和平衡。当我们患有某种症状时，现实的挑战是看我们是否能够倾听它们的信息，真正地听到它们，并把它们并放进心里”（Kabat-Zinn, 1990, pp. 280–281）。
疼痛和痛苦并不能被控制或掌控。但是，如果个体能够与之相识，他们就建立了能够与之共处的首要前提。根据梅达?鲍斯（Boss, 1994）的观点，总的来说，身体疼痛总是一种涉及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的伤害。没有哪种身体疼痛可以孤立地来理解，只有考虑到它对整个人的活动的意义才行。因此，要理解一个人作为病人的新情势，他还需要意识到从总体上看疾病对生活情境造成的影响。
与疾病的对话也涉及了个体对医学诊断的知觉和看法。通常认为，了解一个人自己的医学诊断几乎不言而喻是有益的。因此，许多医生和心理学家都认真地花费精力使他们的慢性疾病患者接受其诊断。
然而，我们必须询问这种方法是否总是富有成效的。谁说不了解医学诊断的人就不会有一个更美好和更幸福的生活？当然，诊断可能提供了清晰和确定。举个例子，对于糖尿病来说，如果病人遵照医生关于改善生活方式的建议，了解诊断可能提供了明显的健康利益。但是，与此同时，个体必须接纳成为病人这个角色。他们认识到，他们此刻已经为其余生设立了一种新的限制。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本性的，而且与这个人生病之前相比，可能会降低他的生活品质。
3.将疾病看作一种礼物
一些人能够接纳他们的疾病，将其作为一个积极的事件，这种对待疾病的态度在外人看来似乎非常令人惊讶。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一位50出头的女性被诊断为乳腺癌，她被询问到，在患上这种疾病之后，是否体验到自己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她的回答如下：
我感觉我现在才开始活着。而且确实是这样。要没有这个病，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而且我仅在得到诊断的6个月后就做到了。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它不完全是死亡或毁灭。它可能导致死亡——身体的死亡，但是直到此时，我生活的机遇才能得到最大化，如果我允许自己去测量它们的话……但是，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是我已经体验到了一种巨大的自由。我感到我有权利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以前，别人都比我更重要。今天，我把自己看作是人生游戏中与他人平等的一个棋子；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差。我接纳我自己的一切。我发现我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我想做的事，知道我可能会犯许多错误并且这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今天，我选择将我的人生看作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这位女性继续叙述她的身体如何变得更加敏感，并且，今天她对身体和心灵的体验与生病之前体验自己的方式大有不同。
早先的时候，我看自己几乎像一个小机器人，东奔西跑并且一直脑子晕晕的，总是设法把所有事情弄清楚，谴责自己所做的任何事，还担心自己的未来。然而唯一不去做的事就是关注当前的时光。这个疾病给了我难以置信的自由；因此——当你的精力不济的时候——仅仅躺在那儿也是更舒服的。我认为，接纳是一个关键的词。
这位女性体验到了她对自己日益增加的接纳，并且她真的对此感觉很好。
这样的陈述绝不是仅有她一人。由此而产生的研究（Jacobsen et al., 2000）包含了许多类似的解释。这些被访者描述了在生病之前，他们如何对自己苛刻、不看重自己，而如今在患病之后，他们对自己更为接纳，并接触到了更为完整的新经验。
这些被访者说他们变得更加有活力、真实、开放和自由；他们提升了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自我，并且逐渐对这个疾病有了感激之情。从外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陈述可能似乎极为神秘。健康的人们通常都害怕严重的疾病；他们觉得这样的前景是令人恐惧的，因此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能够对这种局面赋予积极意义。
事实上，只有很少的人都能够对疾病赋予积极意义；这里所写的并不是暗示有能力这样做比没有这种能力更好！每个人都要找到他们自己的解决之道。但是，让我们想想，那些不在严重疾病中寻找积极意义的人们，有时会导致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
面临严重的疾病，每个个体都被放进了一个他们被迫做出选择的情境（Spinelli, 1994）。个体迄今为止将其生活建立于上的意义突然遭到了新经验的反驳。这种情况下，个体被迫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要不接受事件的新局面并重新塑造他们生活的意义，这是他们生活所期盼的改变；要不拒绝事件的新局面并紧抓着旧有的意义不放。
当人们面临着这个极为困难的选择，他们有时会成功，彻底地修订他们人生的意义和整个根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经常发现先前构成他们人生根基的意义（例如，我的职业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有一个成功的家；都是为了有个好的表现、受欢迎，等等）此刻已不再重要。现在，这些东西是来自对别人的同化或他们儿童期所受的教育，而不是他们作为自己真正接纳的东西。然而，对普通人的心理框架来说，它可能是不合需要或令人恐惧的；疾病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选择人生意义和根基的机会，这种人生意义和根基真正属于他自己。
4.将疾病体验为一种极限情境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例子都来自这样的案例——个体感到至少某种程度的选择仍是可能的。但是，疾病也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并且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正如一位女性遭遇的药物治疗副作用，她有时遭受着腹部无法忍受的疼痛。她说这个疼痛：
当这个疼痛达到顶峰的时候，我想要被关在这个世界之外，并且我想：不，如果我不得不接受这些，那么我将不接纳这个世界。但是，当这个疼痛降低并且不再那么强烈的时候，我又迅速回到这个世界……某天清晨，我没有疼痛地醒来，那是一种恩赐。然后，我能够计划那一天我想要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我处在疼痛之中，我就不能做任何事情。然后我失去了勇气。而此时正是开始培养勇气的最重要的时刻。我需要一整天来召唤我的勇气。为了能理解它，我相信你不得不去感受一些你身上像这样的东西。我无法完成它。这太难了。后来，我对进入这个场景有一种感激之情。我不知道我感激什么或者感激谁——也许是有点感激我自己：“干得好，凯伦！你仍在这里。”大概是因为我有一颗好奇心。我想听到更多的歌曲；我想读到更多的书籍。我想要在丛林里漫步，去做所有那些以前做过的事，我真的喜欢那样。而且我通过我的窗户有一个好的风景。记住，从这里我能够看到这个风景的方方面面。而且我真的对此很高兴。这也是与世界相遇的一种方式。没有这个风景我活不下去。大自然有话要跟我说。
这位女性已经处在人力所能忍受的边缘。她被迫忍受几乎难以承受的病痛，并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有时疼痛消失后，她被赐予了一种特别的力量，为她以后的生命活动投注了一道独特的光芒。
对于一个人来说，被迫去面对人力所能及的终极限制，面对他的极限状态（limit situation）意味着什么呢？德国精神病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阐述了一个关注这一问题的理论，并对正常状态和极限状态做出了区分。
正常状态，是一个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处理的状态，是我能够与其他已知状态比较的状态；我能够影响它并能够与人一起创造它；我可以介入其中也可以退出其外。而极限状态是由不可改变的事实所限定的。它涉及了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改变的。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它就像我们撞上的一堵石墙。我们无法改变它；只能看清它（Jaspers, 1994, p. 203）。
雅斯贝尔斯提到面对死亡以及不得不忍受痛苦，作为这样的极限状态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这种极限或界限无法被移除。从存在主义角度讲，承认这个极限状态意味着与其特殊的性质达成妥协，并且不试图通过猜想种种现在不会应验的情境来回避这种现实。“对这个状态的确定和推测，”雅斯贝尔斯说，“成了一个人实现其存在的目标”（Jaspers, 1994, p. 211）。雅斯贝尔斯对生病而产生的痛苦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说，人们会尽其所能地避免痛苦。他们使其视野变得狭窄；不想知道从医生那里知道真相；不想承认他们的疾病；不去面对随之而来的身体和心理衰退，并且不肯接受他们新的社会地位。
然而，有一天，痛苦将无法避免地自己呈现出来。那就是极限状态。雅斯贝尔斯说，直到那时，我才接受痛苦作为我的命运：我悲痛并承认我自己面前出现的痛苦，生活在接受与不接受两者的张力之中，有时打击它，寻求减少或延缓它，但是最终我承认这个痛苦是我的，它属于我。没有人能够再次把它带走。它成为了我的人生。对这种状态，雅斯贝尔斯用了爱命运（amor fati）这个词；换言之，你要去热爱你的命运。
雅斯贝尔斯说，没有悲伤的幸福是空虚的。一开始，痛苦可能似乎与幸福相矛盾，但是从长远来看——排除痛苦的“幸福”，没有为深度地感受这个世界、真实地生活腾出空间。
译自博·雅各布森，《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此文题目与图片为女娲译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