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夫妇很疯狂：去香港生男孩

他们被称为“港生一代”。如果做一个名词解释的话，大致如此：自2001年以来，内地夫妇在香港产下并自动获得港人身份的新香港人。在学理上，香港学者称之为“TYPE Ⅱ Babies”，以此区别于传统内地香港配偶所生的孩子。

“港生一代”最早可追溯到2001年。那年，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相继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这从法律层面让港生的身份得到认同；而2003年港澳自由行，更是从心理和地理上，为赴港生子的内地夫妇打开了一扇大门。

从2001年620人到2008年25000人，40倍增速的背后，见证了内地夫妇们的疯狂，而港生们也因此成为香港人口增长的主力。

10年，从BB到小学生，依旧生活在内地的港生们，注定成为香港“特殊的一代”。在他父母编织的“香港梦”中，这些孩子们正要或将要面临教育、医疗，甚至身份认同等问题，而身份附加的利益，更多时候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水中月”。

这个正在膨胀的人群，让香港的卫生、教育、房屋署等部门，不得不估量，乃至计划应对这些孩子在香港的未来。一名教育者说，“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但现在是时候准备面对他们了。”

3月1日上午，香港靠近深圳的边境地带，凤溪第一小学刚刚开学。下课铃响过，穿着蓝绿色校服的小学生们“哗啦”一下涌出教室，操场上顿时热闹了起来。两个低年级的男生玩起了类似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他们大汗淋漓地追逐着，一个高喊“咪郁(粤语指不准动)”，另一个用普通话回应“你来嘛”，最后两个小伙伴“嘿嘿哈哈”地扭在了一起。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两文三语’”。望着操场，校长廖子良意味深长地说道。

在香港，“两文三语(中文、英文书写；粤语、英语、普通话口语)”是1997年回归后语文教学的目标，学校要刻意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能力，但凤溪一小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香港境外，尤其是深圳地区，于是老师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要面对粤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的“多声道”局面。

早在1980年代，在香港新界北部，这样的学生已经陆续增多，他们有的来自父母北上工作、置业的家庭，有的是新来港的配偶移民。但是，从2001年开始，一个迅速成长的群体正强势地出现，他们被称为“港生一代”——父母均来自内地，他们自2001年以来在香港出生并自动获得港人身份。有香港学者将他们称为“TYPE Ⅱ Babies”，以此与传统的内地背景新港人(一般指中港配偶生下的孩子)相区别。

一个数据，佐证了这个群体的膨胀速度。据香港媒体报道，2008年香港新生婴儿多达7万多人，其中25000名是内地妇女来香港所生。而2001年，这个数字仅仅为620名。

通过对“港生一代”以及中介组织的正式访问，《南都周刊》发现，当初主要来自华南、以超生为主要目的、被认为是较低教育与收入水平的赴港生子群体，正向全国化、高阶层的方向发展，其目的更注重香港的教育和护照。而中介们多年的推销不但让“到香港生宝宝”从超生口号变成了中产时尚，还推动着都市人自行计算着远比投奔京广上高房价更美好的“香港梦”——譬如，在700万人的香港竞争多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位，比在内地与13亿人血拼北大清华要容易得多。

10年的时间，让“港生一代”正成为特殊的一代，在他们出生，就已经对深港两地的中介服务、医疗和房地产等行业带来了或短或长的刺激。

但至今，还没有机构对这批新香港人自出生后对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做出过调查或者预测。不过，从卫生、教育到房屋、福利，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孩子们的父母都正在估量，乃至计划应对这些孩子在香港的未来。

“到香港生男孩去”

元宵节那天，深圳，陈秋萍还在为他8岁的儿子阿达踌躇，到底是继续让他在深圳读书，还是尽快到香港的小学报名。陈在2002年偷渡到香港生下阿达，现在阿达会不时提醒记者：“我是香港人”。

在8年前，中港之间还没有自由行。已经育有两个女儿的陈秋萍，为了多生一个儿子，通过边境农民的船只、自行车接力，穿越河流、农田和检查站，然后躲到亲戚家，直到临产一刻才打车到香港医院。她离开香港是被警察递解出境的，但她的“突袭”也奏效了：“我蹲一两天拘留所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儿子在香港出生了，还能由亲戚抱着，从罗湖口岸堂堂正正地过了关。”这个母亲自豪地说。

陈秋萍回忆，她当年生下儿子的屯门医院，是一家被护士形容为“八成孕妇是内地人”的公立医院，其产科里大多是偷渡者(该医院位于新界部)，以致警方要专门在旁边设置一个办公室。尽管生下来的孩子在2001年开始已被确认为香港人，但妈妈们当时的目的大多仍然单纯，“就是为了多生个儿子，而且在香港的医院生了以后不用罚款，也不用被结扎。”

根据香港产子中介“安宝”负责人Paggy谢多年的行业观察，至今“生男孩”仍然是内地父母赴港产子的第一诉求，从农村务工者到长三角企业老板无不如此，甚至一些有经济能力的男士，不惜以代孕或者包二奶的方式取道香港产子，务求生到男孩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对教育和护照的目的也越来越明确。”这位前助产士对记者解释说。

成功赴港产子的家庭很容易就成为亲戚朋友们的话题，陈秋萍也成了亲戚们的示范。她说，“我的几个亲戚都学我到香港生儿子，其中一个更连续在香港生了两胎。”

回顾内地孕妇赴港生子路，可以追溯到2001年。当年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相继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并因此为以后赴港产子的父母打开了一条通道：“不论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2003年，“港澳自由行”开始实施，孕妇们用港澳通行证就可以进入香港，这使内地父母港生婴儿的数字迅速爬升。即使2007年初香港加强对赴港孕妇的监察以后，还是不时有设法伪装为未孕的妇女试图过关。“她们比我方便多了”，陈秋萍说，“只要你在香港有亲戚肯收留你住下，你身体能熬过去，那就不会有问题”。

即使没有亲戚也不是问题。2004年开始，深港两地的产子中介开始出现，为那些在香港没有人脉关系，尤其来自广东以外的内地父母，提供类似旅游一样的配套服务。一些自信的家庭，近两年还通过自行预约香港医疗机构的方式，自行解决到香港生孩子的全程问题。

边境的松动令赴港产子的孕妇数字在近十年里猛增，根据香港统计署提供的数据，去年“港生一代”的出生量，已是2003年的10倍多。另外，根据记者的调查，一些父母在香港进行B超等产前检查后，也因为选择性别等各种原因终止怀孕——这表明赴港产子的大军比实际的“港生一代”更庞大。

孕妇经济

曾经有学者做过假设性的统计：2008年，内地夫妇赴港产子的数目是25000多名，若其中一半的父母是由中介包办，那么按照平均每人15000元港币的市场价格，那里也制造了1.8亿的行业收入。这也是香港政府不愿杜绝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一个现实理由。

Paggy谢在2004年成立了“安宝”，6年后的她已经完全熟悉了这个市场。开始的时候，她专门租赁了办公室去接待内地客人，但后来发现这并无必要，因为客人们往往早上来，夜晚前交钱走人。“大多数内地客都希望尽量节省在香港的旅费，如果我们一边陪他们去医院、办手续，一边跟他们聊业务和价钱，他们会更愿意。”

根据记者调查，赴港生子中介公司大致有两种形态：最多的是“纯中介”，也即是在内地招徕到客人以后，转到香港中介的组织，它们在内地几乎都是缺乏商业或医疗登记的机构，其组成人员以业务人员为主；另一种是在深港两地从事实质服务的机构，除了业务和行政人员之外，还需要有住房、汽车等配套资源，以及医疗专业人士提供实时服务。

密集赴港产子的内地父母催生另类生意

密集赴港产子的内地父母还催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生意。据港媒报道，在油麻地的人口出生登记处，由于前来登记的内地父母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些帮派组织忙不迭地为“客人”们代排队。“内地父母们宁愿付数百元，用一天时间把手续办完就走，总比连续排队几天花费更多旅宿费用要好。”又有报道形容，即使是专为内地孕妇在香港入境处排队，办理婴儿出世纸、护照、回港证的“排队族”，月收入都以十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