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
这是怎么回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政府、学术界、媒体理解国家和市场间的关系，靠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达成的同一个自由共识。在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时期，政府、资本和劳动者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共识，即放任市场自由运行会破坏社会。国家要减少不平等现象，提供基本服务，通过综合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消除资本主义的膨胀-崩溃周期(boom-bust cycle)。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英国、美国以及大部分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宣称，国家是社会弊端的根源，自由市场几乎在各方面都要比政府做得好，过去的经济危机是国家干预的结果。
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最先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种经济原则：支持私有化、放宽管制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而不是支持公共机构和政府。这些哲学家自认为捍卫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观，20世纪中期这种价值观受到了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的威胁，这种威胁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极权主义社会中生动地体现出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作家在J.S.穆勒(J.S. Mill)和亚当·斯密(Adam Smit)的自由主义中看到了希望。他们与先前的哲学家一样，怀疑人类的推理能力是否能够设计出实用又合乎道德的社会秩序，致力于通过“被解放的”或开放的交换过程来创造知识和分配财富。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一词中“neo”(新)这个前缀的含义引起了广泛争议。在左翼思想家看来，“新”表明这种自由主义没有了许多让古典自由主义可信又有效的特点。比如，最近有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者强调了F. A.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在何种程度上只关注了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自我组织市场的称赞， 却忽视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阐释非市场价值观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论断。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社会前景几乎完全由市场关系组织，这种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截然不同，后者倡导根植于文明社会组织、文明交流准则和国家管理经济的资本主义。
对于这种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的理念怎么会开始决定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政策，有两种流行的看法。在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继承者和追随者在内的右翼人士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失败让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变得不可阻挡。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活动人士、记者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内的左翼人士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是资本利益的表现，它系统地渗透进了政府，推翻了战后的规则。
在《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一书中，经济历史学家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言之凿凿地称，这两种流行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这种新自由主义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失败或者资本代理人推动的“主宰计划”。 斯特德曼·琼斯讲述的故事更加详尽。他表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是政客、活动分子、媒体人物和经济学家为了应对一系列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冲击而采取的一系列差不多是临时的举措造成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战后中左翼共识的支持者之间的戏剧性对峙形象基本上是以往右翼宣传的杰作，左翼似乎已经把这一形象当作了自己的基本特征。
斯特德曼·琼斯论述的主要内容如下：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涨，传统的经济智慧被认为无法解释或缓解这种情况，这迫使美国和英国的左翼政府接受某些技术性的政策调整(被统称为“货币主义”)来抗击通胀。货币主义者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应该是政府减少国家经济波动的主要手段，这与认为货币和财政干预可以(并且应该)用于控制商业周期的观点(出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背道而驰。支持这些货币主义政策的学者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他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追随者们，他们往往也相信自由市场组织社会的力量比国家更加有效。但是如果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民主党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工党接受了货币主义的政策，开始实施它们，那他们也就抵制了自由市场的理念。
这些货币主义政策的采用控制了通胀，但也加深了经济衰退，导致民主党和工党下台。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保守政府继承了它们，他们称，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思想救了美国和英国，应该系统地贯彻这些理念来解决以后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滞涨使得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这种论述赢得了广泛认可。
为了推翻这种主流的看法，斯特德曼·琼斯根据概念和历史将庞大的左右翼新自由主义神话分成了几个独立的要素，他表明这些要素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以“幸运”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这些要素如下：
1. 信奉自由市场力量的学者组成的网络，最初的主阵地为F.A.哈耶克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后来通过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智库以及芝加哥和弗吉尼亚州的经济学院施加力量。
2. 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货币主义发展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政策，与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方案分庭抗礼。
3.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从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破裂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动荡，导致通胀失控，失业率高企。
斯特德曼·琼斯援引弗里德曼的声明说，“思想家的作用……主要是解放思想，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当大事件的无穷力量迫使变革势在必行时，总会有某种选择可用。”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凯恩斯主义理论名誉扫地之际，弗里德曼准备好了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技术性解决之道。一群身处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和记者，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埃德·菲尔纳(Ed Fuelner)、《金融时报》的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彼得·杰伊(Peter Jay)，进而准备区分这些政策，不仅从技术性的术语上加以区分，还把这些政策之间的区别当作福利国家和自由市场之间划时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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