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评黄宗智乡村研究：神话动物园的标本剥制师|内卷化|解释体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三卷）

2014年，海外汉学家、著名学者黄宗智的《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套三卷本著作中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最佳著作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本报特邀青年学者刘仲敬撰文评述。

站不住脚的推测

作者的史料处理仍然是有问题的。清代诉讼记录的租佃关系和上世纪30年代的跨国经济之间跳跃太大，作者设想的连续性绝不是理所当然的。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是一部名不副实的书，而且名不副实的程度和方式都非常接近于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中国大历史》是干饭加水产生的一锅稀饭。《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构成核心干饭部分，用明代资料形成明代范式，然后将范式推向作者并不了解的其他时期。从《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内容看，此书的正确命名应该是：以1930年代满铁调查直鲁农村的资料为中心，创造“内卷化”范式，然后用这种范式推测今天中国疆土的某些其他部分，并将推测延伸到明清时期。后面两种推测肯定站不住脚。满铁的调查资料显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东各地农村和东蒙垦殖地的社会生态完全不同。南方各地的农村情况极其复杂。仅仅珠江三角洲一地，至少就存在三种不能纳入华北模式的形态。其一，沙田垦殖区的宗族自治体。其二，广府绅商作为身份标志的乡族土地。其三，官地、公地、旗地的承种经济。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时间，准确的记录根本不存在。

如果你想用英国历史学家研究敞田制或庄园法庭的方式研究中国农村，就会发现整部中国经济史都建立在稀薄的想象空气和颤动的流沙数据之上。正整数在中国经济史材料中占据太高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损害记录者的审美偏好。如果徐府拥有良田万顷，戚总兵馈赠白金万两，主要不是因为季审法庭曾经调阅爱德华四世以来的判例，而是因为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比较铿锵有力。政治正确的世界史集体著作（许多是联合国或跨国组织编撰的）往往将可信度相差甚远的材料平行编列，仅仅为了不让全世界任何地区缺席。对于绝大多数外行读者，这种做法再糟糕不过了。他们如果没有任何历史知识，不会损失什么；如果形成错误的比例感，损失就非常大。一位诚实的香烟商应该告诉顾客：“吸烟有害健康，如果可能最好别买。”一位诚实的历史丛书编辑也应该告诉读者：“西欧之外，近代以前的历史多半是附会的产物。不够全面的历史知识对你的健全常识有害，比完全不懂历史更危险。”在这方面，普通学究的道德责任感还不如普通商人。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质部分重复了《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1992）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2000）的内容，明智地排除了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口述材料。周锡瑞在义和团研究中未能做到这一点，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可怕的混乱。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诱导性资料是政治气候不断变化的产物，叙述者通常不了解自己之前已经存在的记录，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同一时间地点的事件归诸不同的角色。后来的辨伪者往往用一种诱导性资料纠正另一种，却不知道自己的依据同样不可信。这样层累造成的综合性研究介于科幻小说和诬告材料之间，给后人制造的麻烦比完全不做研究还要多。作者避免了这方面的错误，但他的史料处理仍然是有问题的。清代诉讼纪录的租佃关系和上世纪30年代的跨国经济之间跳跃太大，作者设想的连续性绝不是理所当然的。

无法验证的“内卷化”

黄宗智的范式选择与其说依靠经济学知识，不如说取决于他潜意识的好恶。他怀着恐怖的感情，描写礼崩乐坏的农村。

“内卷化”范式的魔法术语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概念其实属于马尔萨斯学派，斯密和马克思的门徒都不肯承认。黄宗智的意思是：过多的人口分散在家庭手工业内，妨碍了集约化生产和资本积累。投入的劳动力增加很多，产量的增加却很少。产量和供养人口增加，但人均生活水平不增加、甚至下降。华北农村宗族组织不发达，社会严重原子化。国际化和商品化加重了农民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制造了大规模革命和动荡的社会土壤。这条道路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导向资本主义。夏明方用“生存经济”的术语描绘非常类似的现象，更好地解释了他的结论。小农不是最初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人，追求风险的最低化，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种粮食，为了保证生存；搞商品化副业，为了赚零花钱。后者的利润往往比前者高，却并不能诱使他们完全放弃种植业。这种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国际市场变幻莫测，任何一次商品滞销都能置纯粹的小生产者于死地。这时，即使负利润的粮食种植业都能发挥保险作用。

问题在于，后来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市场分工的细密化势必产生大型中间商，代替风险厌恶者承担风险。慈鸿飞就认为，二十世纪初叶的华北农村经济正在良性发展。资本市场和长距离贸易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用清代租佃关系去衡量是荒谬的。战争、甚至长期的无规范游击战都没有打断华北-东北-日本贸易圈的分工和深化。日本占领时期，天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人口和工业一直在上行。华北劳动力稳定地移居东北，大批转化为产业工人。如果说资本主义道路注定走不通，似乎不是因为“内卷化”社会的原罪，更有可能是因为政治路线的横向干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和市场规范。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不仅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且经历了立法的高潮，大概不是偶然的。从经济上讲，当时的华北是东北的外围。华北输出原材料和劳动力，东北输出工业品。在这种格局下，东北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而且在发展层次上长期高于关内各地。和平共处的结果很可能不是东北的向心力增强，而是华北的离心力增强。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提前抗战，未必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拖延时间对他并不有利。

在抗战和冷战已经发生，而且已经改变发展路径的情况下，讨论“如果内卷化社会继续走原来的道路，能不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多多少少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域。历史实证主义的材料用作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一向都做不到完备。模拟推演主要依靠拼图式的直觉，先有格局然后才能代入材料。如果格局不同，同样的材料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慈鸿飞的拼图更接近西奥多·舒尔茨的算法，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比较接恰亚诺夫理论。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模型都是可以验证的，而黄宗智和所有历史学家的范式都无法验证。历史本质上不是科学，范式的力量源于神话因素，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明了。黄宗智的范式选择与其说依靠经济学知识，不如说取决于他潜意识的好恶。他怀着恐怖的感情，描写礼崩乐坏的农村。礼俗曾经是一幅温情脉脉的面纱，用和谐的外表掩饰了贫富分化，在商品经济和外国资本的打击下消失了。祖坟出租了，亲人四分五裂。富人移居城市，穷人留在没落的乡村。人心散了，乡绅不再修桥补路了。这是一幅托马斯·哈代或老加图的画面，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无根群众和浪人涌向城市，遗弃了田园牧歌的有机共同体。

勉为其难的解释体系

本书主要依靠满铁的资料，内容主要涉及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经济演化，却忽略了东北的经济脉络，后者才是前者的动力源。

在马克思的世界中，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资本主义首先完成了欧洲的革命，然后通过殖民主义将革命送到印度和东方，破坏了全世界的传统社会。“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英国殖民者是印度的唯一革命力量，因为印度的村社共同体无法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以此类推，国际资本在华北应该也是这样。

列宁改变了马克思的世界。资本主义由于国际化而增加了力量，已经不再畏惧欧洲的正面攻击。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迂回路线，在资本主义的外围攻击资本主义。因此，殖民主义不再是革命和进步的力量。马克思很高兴英国人征服印度，美国人兼并得克萨斯。列宁却要资助中国国民党和印尼穆斯林联盟，打击远东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日本人在华北扮演了英国人在印度的角色，日本占据的东北扮演了经济起飞的火车头角色。按照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如果农民怀念农业村社表面上的和谐，跟不上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就是历史的淘汰对象。他应该先上火车，变成资本家和工人，然后展开下一轮游戏。如果农业村社产生不了自己的资本家，就让殖民者来做这份工。按照列宁的观点，欧洲的先锋队不能听任历史自然发展。他们要插入外围世界的传统社会，打断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否则后者就会增加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核心区的无产阶级永远丧失希望。这种理论翻译成常人的语言，就是说：中国历史无论原来有没有自发演进的可能，现在都不能听任其自发演进。北伐以后，苏联的远东战略就是这样制定的。华北农村是否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对他们并不重要。苏联设计的历史要替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轨道，就像非洲猿人的后代替代北京猿人的后代。

斯大林经过北伐、抗战和冷战三部曲，完全实现了列宁的庙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研究变得多余和可笑。黄宗智研究的最后部分就属于这种类型。他实际上是在讨论：如果非洲猿人没有进入亚洲，北京猿人有没有可能产生现在的我们？我们现在占据了北京猿人的生态位，能不能以北京猿人为鉴，假装我们是北京猿人的后代？这种讨论出自某种公正感的期许，但只能依靠智力上的不诚实维持。他的意思是：如果某种模式有内在的优点，就不应该遭到外力的替代。如果替代已经发生，无法依靠口舌改变；那就只能修改解释体系，说某种模式本来就令人厌恶，因此本来就没有成功希望，因此历史仍然是合理的、公正的，尤其是可以解释的。一个合格的演化论者不可能接受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演化论的规则都是局部的，时间线是不可逆的。行为主体的命运取决于其所在的生态场域和历史节点，不能孤立地看待。如果“内卷化”社会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注定会导致农民的无产化；那么无产化导致的历史路径仍然不是确定的，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决断。一个越南化的印尼和经过军事政变的印尼大概不会有同样的命运，经过抗战的华北和没有经过抗战的华北同样如此。印尼农村和华北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其说是塑造路径的因素，不如说是路径所塑造的结果。

具体地说：《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主要依靠满铁的资料，内容主要涉及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经济演化，却忽略了东北的经济脉络，后者才是前者的动力源。30年代的东北经济之所以变成我们所知的状况，主要原因仍然不是内部的社会演化，而是北伐以后的政治决断。如果你讨论地球的能量循环，却不让读者知道太阳的存在，恐怕不是好办法。如果读者因此相信地球的能量主要来自内部，那还不如不读为妙。

以剪贴式组合制造连贯性的幻觉

本书将明代、清代和民国的华北视为连续演化的整体，跳跃性过大，超出了他的资料所能支持的限度。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话，但神话并不是没有好坏之分。好的神话能够把握脉络，建立正确的相关性，尽管不能保证细节和结论的正确性——这是任何著作都无法保证的。坏的神话却会拆散相关因素，制造错位的组合。本书将明代、清代和民国的华北视为连续演化的整体，跳跃性过大，超出了他的资料所能支持的限度。人口和土地的统计表绵延五百年之久，即使对于英格兰东南部各郡都太过分了，在华北就不会比哥伦布以前的美洲可靠多少。明初、明末和清朝中叶的华北，即使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口延续性都无法保证，主要经济作物则肯定没有连续性。明代的棉花产业和清代的庄园制度如果有什么价值，就是暴露了这些资料多么混乱和可疑。清初的经营性农业当真在扩张吗？确定不是乱后人口恢复和圈地分配体制的文学修辞吗？清朝法律需要为农业租赁而调整？确定不是人口增长—土地细碎化的自然反映？谁真正了解十八世纪的土地分配？即使在田文境整理过后的山东？租佃关系真是在变迁吗？大概是现存的零星纪录可以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吧。地理因素的影响如何评估？尤其是涉及海运取代大运河的时代？这些叙述都是好故事，或是不好的故事。然而，满铁纪录的东北和华北是历史。这样的剪贴式组合不能令人佩服，毋宁说本身就是为了制造连贯性的幻觉，非常像动物园的标本剥制法，用一点点皮毛和几颗牙齿加上大量的塑料。如果拆散成几篇独立的论文，对读者或许会好得多。

明清到现在的农业经济如果有什么可以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没有连贯的系统内发展过程，一再遭到系统外因素的打断和替代。一只母鸡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下蛋孵蛋，她留下的纪录一定是断断续续和令人沮丧的。中国近代史就是这只母鸡，所以你有时很难抗拒诱惑，将现在硕果仅存的这颗鸡蛋说成是最初生下的鸡蛋，有助于尽量忘记已经粉身碎骨的许多鸡蛋，尤其要忘记最后这颗鸡蛋还在十字路口。显然，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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