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幽默:为什么我们喜欢政治笑话?
回望30年的专栏至今为止，多数是严肃沉重的话题。今天我愿意选一个稍微轻松的角度，谈谈“自由”与“幽默”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常引用成语教导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读书时。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l）刚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没选上，他的学术影响还是很大的。著名的“软约束”、“短缺经济”概念都出自他。
那时，科尔奈开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苏联阵营。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能经常听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生带来的政治幽默。比如，“宣传部手册上的问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会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种种困难。”
我对苏联东欧的学者很钦佩，他们之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顾一下，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在19-20世纪，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绝不是偶然，一切均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来自这里。
相比之下，因为语言障碍，中国的政治幽默翻译成英文后，效果远比不上苏联东欧的幽默译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笑话，并请教老一辈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犹太人，他研究苏联东欧的政治文化，也有一个习惯，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幽默。他常与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政治笑话比我多得多。
有了这个经验，刺激我产生开一门《政治文化与政治幽默》课的念头，我还真的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课很难，难的是语言，因为幽默的东西在母语中不用解释，就能刺激人。一旦译成别种语言，效果差得太多。
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我也没那么多的钱请高手翻译几个国家的资料，所以这门课到现在也还没开。但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是收集了不少资料，有很多心得。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有几个主要的体会――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但一个国家太自由，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这是我的观察中最有趣的一点。
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以前为了备课而收集的。有些资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通过政治幽默的绝妙体现。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持续的政治动荡。西方以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国遇到几位，他们说，当他们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第一个大概以1977年为背景。那位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中国人看到他一个白人带两个小孩，就问：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胖，这么壮，他们吃什么？那时中国经济很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所以很好奇这两个孩子这么胖。那位白人父亲回答：“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妈妈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个词表达：milk。而那个中国人就认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为他也想把孩子养胖。结果大吃一惊，“哇，他太太还能产牛奶呐！”
另一位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64年，那时中国人到哪儿都讲一套官话。文革结束不久，他又去中国，专门去了一趟山东，上次他曾来过这里。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山东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农民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较宽松的氛围下，类似的幽默才能出来，否则会有大麻烦。1970年我们那儿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 “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也就是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谎言。这种宣传在最初时，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来后，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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