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活该”的人，欠东北年轻人一个道歉
本不曾料到会想为“热爱编制的东北年轻人”辩护。身为东北人，我不喜安稳，亦乏原乡之情。21岁远离东北，再未想回去生活。十年省厅体制内工作经历，一度自觉仕途有光，但决定裸辞远走，也就一支烟时间的事。经济凛冬已至的东北，“年轻人”而“热爱编制”，至少该是“怒其不争”吧。
细读了那篇刷屏报道《东北青年们的入职选择：有编制扫大街也行》，看了跟进的评论文章，朋友圈各种表态，又觉得，把“活该穷死”就这样砸过去，甚至把东北不振的罪责归于年轻人对“编制”的“热爱”，缺少了那么一点公允和理解。
刷屏的报道，作为新媒体时代吸引流量的成功作品，很轻松地实现了对某个地域特定群体的锁定。一些经过选择的个案，以及一些经过选择的数据，塑造了“编制”这样一个“黑色主角”，读者“哀”而且“愤”的情绪，未超出剧本安排。
报道中的个案，都太“极致”，“极致”到“奇葩”。用个案、个人经验概括一个大群体，典型性代表性的证明，都是需要的，而且要够强。
报道倒是提供了一些数据，比如：
“据《吉林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15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中，37.57%选择进入国企。而同年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进入国企的本科毕业生比例则分别为19.25%、20.74%、27.28%、11.56%。”
这个数据，用以说明东北年轻人对国企，或“体制”、“编制”特出而普遍的“热爱”，怕是够了吧？
上述大学都是全国统招，且异地招生比例并不低。这个数据若可用，自已预设了这些大学里，本省本地学生仍居多数的前提。倒也基本属实。不过，在这个前提下，也就意味着，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如果不想离开家乡太远，就要在学校所在省份及周边省份择业，那么，本省及周边省份的产业结构、国有企业比重，甚至学校专业结构、就业传统，就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东北产业结构的显著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则占比较低。在东北的第二产业中，传统的重化工业占比过高，黑龙江竟达80%左右，其中能源工业的占比达到54%(2006年时占比竟达72.9%)；在一汽所在地长春，汽车制造占工业产值的60%(2008年峰值时占比为67.8%)；辽宁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70%。
第二产业，还是重化工工业为主，这些企业，多是国企，大型的。
从国有经济占GDP比值来看，2015年前后相关统计数据是，辽宁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省超过40%，黑龙江省超过50%，都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从国有企业数来看，黑龙江省现有规模以上企业4113家，国有企业比重接近70%。
70%的规模以上企业都是国企的省份，必然比浙江这样民企数量占大头（2015年企业百强榜占8成）的省份，有更多应届毕业生进入国企。东北国企又以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产业为主，高校的专业设置，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很多都迎合所在地大型央企国企，比如吉林高校之于一汽。就业去向数据的说服力，恐怕没那么强。好比说浙江省小学生，99.9%都进入了暑假长于寒假的学校，并不能说他们的偏好，只是此地气温更高而已。
更有说服力的，应是某省公务员报考人数与当年应届生数量的比值。
同样是2015年，吉林省报考公务员人数8万，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17万，比值不足50%；黑龙江的数据，是10万：21万，也不足50%。
东部沿海的江苏，同一数据比是27.8万：54万；河南，29.4万：49万；甘肃，8.4万：13.2万；福建，14.8万：26万，均超过50%。
宁夏的这一数据，则为4.5万：3万，贵州，达到23.9万：12.4万，报考公务员考试的人数，都超过了应届毕业生数量，贵州更是达到将近2：1（数据来源: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及网络信息整理）。
至少从这个数据来看，东北高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意愿，远不是那么突出。更何况，最新报道显示，全国“有32%的受访‘海归’计划报考公务员”呢，已经接近吉林大学选择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
“热爱国企”的反面，是“瞧不起私企”，报道引用私企招聘人员的话：“(学生)感觉私企都容易倒掉，其实我们是有信心的，但别人就不这么看。”可是，报道中明明也提到，“在2001-2011年期间，曾在东北开展投资或有实际经营的外地企业中，有66.4%的企业‘已停止在东北地区经营’或‘在未来5年内有离开意愿’”，冷冰冰的数据恰恰证实，学生们没有高估在东北企业（多数是私企）的风险，那么，这种偏好又有什么错呢？
要对某地或人群的某种文化传统、认知习惯做出批评，即如所谓“热爱编制”，应该满足一些前提。
首先，这种“文化”应该是问题的主要原因，至少导致了问题恶化。那么，年轻人对体制的依赖乃至是“官本位崇拜”，是不是导致东北经济滑坡的主要原因？或者接下来追问，“研究生扫大街”是不是东北衰落的真相？甚至，年轻人不改变这种心态，东北是不是就不可能振兴？
我想，答案都是比较清楚的。
一篇跟进评论里为了说明“考公务员”的不合理，严正指出“公务员不是越多越好”。可是，东北的公务员数量比其他省份更多吗？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降低一半，东北公务员的编制会减少吗？
一个地方的年轻人更喜欢公务员这个工作，更喜欢国企，不会让公务员更多，不会让国企更多。同样，某个地方的年轻人不喜欢公务员，不喜欢国企，也不会让这里的公务员编制少一点，收入降低一点，国企倒闭搬迁一些。公务员岗位基本在全国都是供不应求，恐怕真没几个单位会在意考生报考人数。
鸡生蛋或蛋生鸡的争论确实不少，但这事不属此类。东北年轻人争相报考公务员的行为，主要来说，是东北经济下行现实的一个结果，是公务员地位较其他社会身份收益更多这一现实的结果，而非相反。人口外流，产业结构……都可以算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但青年人“思想落后”，还排不上号。
个人英雄主义只能是个人层面的，《艋胛》中那句“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在统计上总是成立。所谓“没有热爱自由空气的心”，不过是表象，也很难验证，就像非要证明鲁迅多活三十年是不是硬骨头，萨特在中国是不是比老舍结局更好。把一种个人英雄的义无反顾变成某种标准，用来衡量别人，有些时候，不免“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
其次，要看对东北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少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此前所有的“东北年轻人”，几乎都是指“留在东北的年轻人”。而多年以来，东北年轻人口持续大量外流，成为现象级事件。东北人在海南硬生生造出“飞地”。每年东北在外劳务输出的年轻人数量是个惊人数字（前些年个别市劳务输出人口达到总人口三分之一），东北本身也正成为中国最大的新“侨乡”。这些年轻人可能是最具闯荡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东北人，如他们闯关东的祖辈一样。他们也是“东北年轻人”。
我也不愿意断言，留在东北的年轻人就是贪图安逸或保守无能之辈。限制一个人不肯离开故乡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在东北。比如老人。不要忘记，那些个人奋斗的目的地城市，既不欢迎低端人口，也不喜欢老年人。一个江浙人到上海，和一个东北人到上海，考虑到家人因素，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有极大差别。
没有离开东北，就要选择打工或创业。可是，投资环境坏到连外来企业都忙不迭要逃，那么，报考公务员当然就是最稳定也最正常的选择。
对个人来说，稳定又真那么不堪吗？从评论留言中可以看到，很多东北年轻人选择公务员道路，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这样“崇拜编制”？因为1990年代。当时波澜壮阔的下岗潮，最大的就发生在东北。不知多少“有编制的”国企员工，顺从地放弃了体制内身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买断”，而后陷入了巨大困境。我记得大概是1999年，在拉萨经常翻《新华文摘》，看到一篇论文，沈阳下岗工人一家三口，每月只能靠50元人民币度日，每天需要到菜市场捡剩菜叶子和骨头，当时的震撼，有如在高原上听到海啸。而留在体制内的人，状况就要好很多。了解那段历史内情的人都应该知道，轻率地说句“活该”，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这种深刻记忆，包括后来东北国企的再次“发达”，当然可能会让很多人记住教训。巴甫洛夫做“条件反射实验”，他的狗后来遭遇水灾险些淹死，然后发现此前训练好的各种条件反射都不见了。苦痛与恐惧，比任何道理都能达到洗脑的效果。
至于创业，你要知道在东北每天有多少人把“创业”甚至是“互联网+创业”挂在嘴边吗——其中很多是传销。而就在不久前，来自山东的大学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陷阱，失去生命。你们觉得，作为父母，是希望自己缺乏资本的孩子在外面“创业”沦为李文星，或在老家“创业”因为没有关系被各种修理，还是买一个“编制”呢？
当然，性价比评估要有边界。“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很可能正是这句出自一位“来自偏远乡村”且“正在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的年轻人的极端话语，刺痛了很多体制外读者。太阳底下无新事，几年前报道哈尔滨研究生清洁工新闻时，媒体也很精到地拎出那句“就是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这种极为个人化的表达，营造了一种“范进中举”式的荒诞气氛，使痛斥变得正义凛然，又被迅速涂抹成整个“东北青年们”的标签。
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学术上一直存在争议，比如不同宗教对经济的作用。东北和中国其他地区，是在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内，文化的区别，文化的影响，一定有，但远远没有那么大。说到底，这是一个“东西问题”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决定，而不是“南北问题”，即思想文化差异决定。很多看似关联的现象，是否有因果，何为因何为果，都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简单判断因果甚至扭曲因果，只利于生成刻板成见。西方对东方民族素质的成见，港台民众在改开初期对大陆民众的成见，甚至所有人对有色人种适合某项运动的成见（比如黑色人种更适合打篮球），都属于此类。
刻板成见多数始于获得优越感的动机。这本是一种正常的情感，但体现为何处则有相当大区别。广东比河南经济好，在经济指标上有优越感，没有问题的。但人性之幽暗决定了很多人必然会将这种优越感延伸至更多领域，从个人意志品质（是否愿意向上奋斗）到群体文化行为习惯，甚至区域人群的智力水平。
我很想对留在东北的年轻人们说两句什么，但又觉得多余。他们身上有没有某种群体文化上的弱点？有的。但是，这些弱点，包括所谓“热爱编制”，纵然对“东北振兴”果真没有什么助力，却也仅此而已，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大不了的。
同时我也认为，那些针对东北年轻人，甚至更多经济落后区域年轻人（比如大凉山“只会喝酒贩毒的年轻人”），对让人“看不惯”、缺乏进取心行为的批评甚至鄙视，哪怕是带着些优越感，也不过是人间常态，算不得险恶，犯不着较真。
令我可虑的，是那些付出巨大成本的报考者背后的逻辑。时间成本，或金钱成本，可以投入，自必可以收回。这几乎相当于明示，“利用权力共同作恶”，会是自然选择。曾经的受害者将摇身成为加害者。但这逻辑的背景，同样也是体制留下的巨大间隙。
令我愕然的则是，当公众看到为了买“编制”要“打点”20万元人民币时，竟丝毫不觉得难以接受，不惊讶于权力勒索敢于如此公然而败坏，况且是在当下的政治气候下。假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长三角或珠三角，难道不是一种极为明显的、需要即刻加以处理的毒瘤吗？
同样，“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有事业编制的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这是五年前的新闻。早有网友爆料，说此种操作不止一次，其中很多人出身不差，是借机获得编制、进入体制，以曲线进入其他部门，不意此事被媒体盯上，不得不真扫了几年大街。真假难判，毕竟后续报道居然阙如。但此事的不合常理之处，却也非常显然。当公众看到所谓“研究生清洁工”新闻时，难道不应该首先觉得这事的怪异，要追究一下这样的编制方案如何得以制定，这样的财政预算如何能够在人大过关吗？
然而，大家看到的只是“热爱编制的年轻人”的鼠目寸光，进而展开了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批判与制度追责当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在制度追问趋于寂静，另一面的哄堂大笑却声振屋瓦时，我甚至倾向于认为，说“活该”的人，欠这些年轻人一个道歉。
容我再促狭一点。东北的问题，从经济到文化，与全国都有同质性，无非是量的差别。哪怕是在上海，我也耳闻或目睹过各种基于“体制”和“编制”的不公。一场哄笑，别人头上的虱子，并不能缓解自己的搔痒。更何况，又有谁能真正自外于“编制”？“企业送与国家”这样的风言风语都开始飘起来了，临冬城陷入暗夜之后，你知不知道，君临的夏天也可能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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