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精神底色，在于宽容
作者说：在牛津大学的五年，让我比以往更能理解宽容对于办学者的意义。这里的宽容是一种泛指，除了个体层面上的谅解、宽厚、不自以为得了真理、不占据道德制高点等等立身处世之法，还代表了一种稳健的组织发展模式，意味着兼容、妥协、改良、渐进和权衡。无论是对于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个体，宽容应该是一种最不坏的利好选择，因为它是让事业前进的不二法门。在古老而傲慢的牛津，有着发人深省的办学往事。
作者陈云松，牛津大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题图：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全景
办学者的精神：牛津学院往事
文 | 陈云松
来源 | 定量群学
01
纳菲尔德学院的崛起，无疑是牛津九百年学院制的一个新的神话。它是个新生代的袖珍学院，仅仅80多年的历史。在牛津大学，和贵气十足的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相比，和古老大气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新学院（New College）相比，纳菲尔德的体量和历史，大概只能用《红楼梦》里形容惜春的“形容未足”四字来概括。但是这所不到百年历史的学院，已经成为全欧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中心之一，在牛津38个学院里声名赫赫。
它规模极小，永远只保持70名研究生和70多位研究员（各类fellow）的人数。就是这样麻雀般的规模，却在短短几十年间培养出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印度总理（辛格）、一位泰国总理（阿披实）和一位加纳首相（布西亚），人均“出产率”奇高。经济学领域，全英院士（FBA）有一半来自这里。社会学和政治学，则占全英的四分之一。在牛津的众多学院里，它获得的捐资排名第三，仅次于出了一大堆首相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和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是垫底学院的20多倍。
此外，钱多人少的纳菲尔德学院，每名博士生居然在宿舍之外可以分到一间办公室。而学院是牛津人最重要的身份，纳菲尔德的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喜爱不报牛津名头而直接以学院示人。
我在纳菲尔德读书，博士生们按照传统每年与哈佛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同仁搞一个年度三校论坛，纪念詹姆斯.科尔曼英年早逝的弟子索伦森（AageSørensen），也是我导师的导师，取名叫做Nuffield—Harvard—Stockholm 三校论坛：说实话这个已经有点过分，我们古人的话叫做“僭越”。而此类典故甚多，张维迎和余永定教授都不会陌生。他们都是当年纳菲尔德学院最早的一批来自中国的博士生。院长秘书Linn老太太，对张教授一直很有印象。
纳菲尔德学院院徽
02
如果说牛津是个学术的小小池塘，让人目不暇接的古老学院们是青蛙，那么纳菲尔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水蚤——身高、体重、颜色都不值一晒，唯有弹跳力一鸣惊人，所谓后来居上。我关心的就是这个弹跳力的来源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纳菲尔德自办学之初，就走了一条改革、宽容、渐进的发展之路。初期几任院长们，在捐资者的完全世俗化初衷和牛津教授团的对立呼声里小心权衡、渐进改革，方能奠定今日纳菲尔德的兴盛之局。
牛津、剑桥、耶鲁等学院制大学，其下设学院往往以捐资者命名。纳菲尔德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立，全靠一位大家不会陌生的“金主”。开车的朋友，一定都听说过“名爵”。而“名爵”的全称，本叫做MorrisGarages，字面上就是莫里士汽车厂。莫里士汽车厂，也就是名爵的总部，就在牛津。其老板，就是当年英国著名大亨、被封为纳菲尔德子爵的威廉·莫里士（William Morris）。
纳菲尔德子爵像
20世纪30年代，名爵汽车蒸蒸日上。1937年纳菲尔德子爵出资20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想在牛津设立一座学院，以供那些在象牙塔外做事的人（其原话为men of affairs），可以有个在牛津进修学习的机会——他自己本是修自行车出身。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似乎不足为奇，如今非但北大、清华，就是哈佛、耶鲁，其总裁班、干部班也比比皆是。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牛津城，对于那些黑袍着身、颤颤巍巍的教授大佬来说，在堂堂九百年学术圣殿里设立一个“打工仔培训学院”完全不成体统。当年入牛津者皆贵族出生，专以不食人间烟火为能事——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牛津的校工（专称为Scout）仍要为学生洗衣做饭。到我读书的今天，校舍房间Scout每日只是洒扫一番。
因此你完全可以想象，几百年来一直自我神圣化的牛津大学教授委员会，遇到刚刚买下爵位、一掷干金的纳菲尔德子爵，会引发怎样的火星撞地球式的彼此不屑。一方面，大学的传统力量无法容忍捐资者对这所圣殿进行世俗化、资本化的企图；另一方面，捐资者们对学院的办学方向有着巨大的隐性权力。眼看纳菲尔德子爵的巨款已经进账，学院建筑也已经动土，但在这牛津城里是要破译“一个针尖站几个天使”的老谜题，还是研习一台引擎引发多少英镑连锁消费的新课题，众人莫衷一是。
但幸运的是，当时的院长在大款和老顽固教授之间，想方设法走了一条折衷的路线。方法倒也很简单，我们常见的“和稀泥”：在牛津教授团一方，强调新成立的学院只做纯学术研究，决不接受汽车厂的打工仔，更不办经理培训班；而在腰缠万贯、气壮如牛的纳菲尔德子爵一方，则强调学院虽沿袭旧法，但在学科上不再偏重牛津传统的“形而上”部分，而是专门研究实务，也就是那些“men of affairs”的事情。哪些事情？无非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这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开始。但折衷主义的开始，绝不意味着产生不了累累硕果。这个我们社会科学里叫做“非线性放大”。
很快，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顺理成章成为纳菲尔德的旗舰项目。三个社会科学主打学科，既保持了牛津一以贯之的纯正学术血统，又避开了坐而论道、玄之又玄的老式学科。在今天，纳菲尔德人研究选举，但不为政客开班培训:探索投资风险理论，但没有EMBA课程。这里的意大利学术帮甚至有研究黑社会的传统，但肯定不会给西西里的黑帮做顾问。因此，纳菲尔德走的是某种介于捍卫学院传统和商业革命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或者布莱尔看到这个，或许会得意洋洋地把纳菲尔德的实践引为方法论上的同道。
油画：二月里的纳菲尔德学院（作者：Whinston）
03
也许我们觉得当年那位院长在搞平衡，搞中庸之道，我们甚至可以鄙之为阳奉阴违、妥协求生。但你得承认，很多改革，没有妥协，没有“和稀泥”，就办不成事。不要以为只有中国的教育改革那么难，那么棘手。我们今天可能无法想象，牛津的教授大佬们，几百年来一贯如此死硬。就在20世纪末，他们不光拒绝过澳门赌王的巨额资助，连比尔·盖茨的钱，他们都觉得来历不明、取之不武。结果，给剑桥捡漏。今天，剑桥大学最大的奖学金项目，就是盖茨奖学金。中国学子去剑桥的，受惠的不在少数。
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给了纳菲尔德学院相当特殊的机遇。在那个教育理念完全不同的三十年代，修车匠的过往，或许让捐资者不沾血的财富都显得底气不足。同时，保守的教授团虽然力量强大，但面对改革的呼声和金元威力，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而靠着院长的行政智慧，用耐心、兼容、渐进的折衷主义，促成了学院的异日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纳菲尔德的迅速崛起，或多或少来自于两个层次上的宽容：
既有教授团和捐资者心态的宽容——起码不因为办学理念的不同就撤资或者拒资，也有院长的实践宽容——不是简单地取舍，而是兼收并蓄，折衷妥协，权衡大计。
心态宽容，是一种风度，一种立身的原则。实践宽容，是一种技巧，一种改革的方法。
其实，不止教育领域，关于改革中的渐进、妥协和宽容，可以扯远的话题很多。从改良主义到保守主义，到房龙的《宽容》到斯科特的《看起来像个国家》，但今天不必扯远。从教育改革的角度，中庸之道的心态和协调隐忍的手段，可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一腔热血的学者所容易信奉的大刀阔斧和快刀乱麻，往往并非最佳路径。
04
古往今来，改革者容易留下刚愎自用、专断独行、不通人情等世俗的印象。而这里的悖论在于，不如此，便不得改革。在教育界，更加如此。作为办学者，需深知在世俗里办学，得了解世俗的力量。因此，送办学者三句话：
第一，让步并非退步。猎豹蜷曲身体，可以为下一步的出击积蓄力量。
第二，坚守胜过离开。离开，就没有希望，办学无人。
第三，理解众人之私。私心出自难处，人皆有难处，才皆有私心。当你是海归功成名就，当你是宿儒老骥伏枥，当你衣食住行、晋升提拔皆无后顾之忧之时，你还得理解和宽容学界众人。你的改革是因为你可以选择，而很多人，可能没有选择。唯有集众人之私，方可成天下之公。
改革者总不乏锐意，但过于强猛甚至偏激的意志和措施，往往遭遇更大的反弹。相反，学会让步，学会坚守，学会理解，学会耐心，才会更能办成事、办成学。从这个角度，改革者应该也必须比被改革者具有更坚忍的意志、更阔大的格局、更宽厚的心胸、更灵活的手段。
《宽容》
房龙 著
胡允桓 译
三联书店2009年
体重二百英磅、粗壮结实的荷裔美国人亨德里克・房龙，善于用极其轻巧俏皮的文字，撰写通俗历史著作，而为无数青年读者所喜爱。
他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这样的作品，大多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著名的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发明的事》、《圣经的故事》等，早已有了中文译本，对我国一整代年轻人有过深刻影响。
历史学家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回忆说，二十年代他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看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
郁达夫在林微音译本《古代的人》的序言中分析了房龙的写作艺术，认为他的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房龙的笔，有这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这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以讲述科学而已。”
房龙于一八八二年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家庭虽然很富有，但是父亲不关心孩子，彼此分居，所以他从小“逃避在过去之中”，从十岁起就沉溺于史学，以至于后来“了解十七世纪胜过了解二十世纪”。他受荷兰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影响很深，一贯反对愚昧和偏执，并且对劳动人民深为同情。房龙从一九〇三年后在美国、德国求学，获得博士学位，但这没有使他飞黄腾达，也没有从此专门在书斋里讨生活。他甚至认为：
“凡学问一到穿上专家的拖鞋，躲进了它的‘精舍’，而把它的鞋子上泥土的肥料抖去的时候，它就宣布自己预备死了。与人隔绝的知识生活是引到毁灭去的。”
房龙在上大学前后，屡经漂泊，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在各种岗位上历练人生，刻苦学习写作，有一度还曾经专门从通俗剧场中学习说话风趣的技巧。一九一三年起他开始写书，到一九二一年写出《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饮誉世界，直至一九四六年去世。
房龙多才多艺，能说和写十种文字，拉得一手小提琴，还能画画，他的著作的插图便全部出于自己手笔。
现在这本《宽容》，最初出版于一九二五年，一九四〇年重版。房龙在这里缕述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倡言思想的自由，主张对异见的宽容，谴责反动分子镇压新思想。他在一九四〇年准备出版此书第二版时，正是法西斯势力在全世界猖獗之日，这是对他的“宽容”理想的严重打击。但是房龙没有放弃理想，号召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房龙毕生持人文主义立场，在有的问题上不免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特别鸣谢
江苏省慈善总会郑钢基金
